齊白石（1864—1957）是中國二十世紀里最偉大的藝術家之一，以繪畫和篆刻為其藝術兩翼，取得了獨創性的成就，成為中國藝術史上的又一座豐碑。

　　單論齊白石的篆刻藝術，大氣磅礴，處驚不亂，百看不厭，可謂熔千年歷史為一爐，開宗立派成大家，已為后世所敬仰。而中國歷史上諸多藝術大家為世所累，請人捉刀代筆的現象早已不是什么秘密，齊白石亦未能免俗。問題有二：一、齊白石請人捉刀治印之事，在大師去世后的數十年間竟未見相關的文章披露，甚覺蹊蹺；二、誰又能夠替大師捉刀治??？

　　若要回答第二個問題，想必是要附有三個條件：1.捉刀者必須具備深厚的藝術功力；2.嫻熟于齊派篆刻的技法；3.與齊白石有著極為親密的關系。筆者據目前所掌握的史料，可以確認有三位篆刻名家曾經在不同時期為齊白石捉刀治印。他們是姚石倩、羅祥芷和劉冰庵先生，皆為齊白石的高足。

　　——編者

齊白石、羅祥芷、劉冰庵為李苦禪先生所治印的印譜。（李燕先生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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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煒

一、 最早為齊白石捉刀治印者：姚石倩

　　1932年9月19日，齊白石致姚石倩的信中寫道：“近今四川又來一學篆刻者羅祥止，自言十二歲時即學篆刻，用工廿余年，未得門徑，此人甚肯用心，又是一刻印家。吾之三千門客，弟外伊亦可為吾替人。人之心性不能知，但只知其聰明也。吾與蜀人之有緣深矣。”

　　據此信中“弟外伊亦可為吾替人”可知，在1932年以前，姚石倩曾經為他的老師齊白石捉刀代筆，這一點應該是確認的。

　　姚石倩（1879—1962）安徽桐城人，四川書畫篆刻家，齊白石弟子。曾任國民黨第二十八軍秘書、北川縣知事。著有印譜《渴齋印草》。1953年被聘入四川文史館。

　　齊白石為姚石倩印譜《渴齋印草》序文曰：“刻印一事，隱僻者自能工。聊以自娛，不求稱譽……門人姚石倩前丁巳年（1917）始從予游，庚午（1930）重來京華。見其所刻印，古今融化冶為一爐，刪除一切窠臼。

　　據此可知，姚石倩最早從游齊白石的時間是1917年，時年38歲。此時的齊白石為躲避家鄉兵匪之亂來北京，住前門外郭葆生家，后因張勛復辟又隨郭葆生逃往天津租界躲避，再回北京后住法源寺，于年底返回湘潭。在當時，齊白石雖然在琉璃廠的“南紙店”掛了潤格，但是生意極為清淡，畫根本沒人要，印也就勉強糊口，以齊白石這樣勤奮工作的人，完全沒有必要請人捉刀。況且，姚石倩此時剛剛從游齊白石，對于齊氏風格和技法也未必能夠迅速領悟，想幫忙，怕也幫不上。

　　齊白石與姚石倩（1879—1962）等人的合影。照片前排中為齊白石，左側為姚石倩，后排左測為張冠英。

　　齊白石作品走紅市場，有個重要的時間節點就是1922年。此前，齊白石混跡北京以賣畫刻章謀生?？逃〉纳鈮蛎銖娭\生，但他的繪畫幾乎無人問津。命運的轉折在是年春天，好友陳師曾攜帶齊白石的繪畫作品參加了在日本舉行的《中日聯合繪畫展》，一炮走紅，從此“墻內開花墻外香”，逐漸奠定了他的藝術大師地位。

　　隨著齊白石的名氣越來越大，賣畫的生意越來越紅火，特別是其繪畫作品的價格遠遠超過了其刻印的潤格，而且，刻印比繪畫更加吃力費時，于是一門心思要賺錢的齊白石有意在門內弟子間挑選篆刻優秀者為其捉刀治印，用以滿足各色客戶之需。

　　姚石倩“庚午重來京華”，是指1930年，他已經是51歲，“其所刻印，古今融化冶為一爐，刪除一切窠臼”，完全有能力并且正是齊白石需要他出力的時候，所以，姚石倩為為齊白石捉刀治印的時間當在“重來京華”的期間。從齊白石與姚石倩交往的信件判斷，這段時間也不會太長。

1932年9月19日，齊白石致姚石倩的信（局部）

1932年9月19日，齊白石致姚石倩的信（局部）

二、 羅祥止于三十年代為齊白石捉刀治印

　　仔細觀察齊白石于1932年9月19日致姚石倩的那封信，從語氣上可以判斷出此時羅祥止剛剛拜師，齊白石認為他具有了“用工廿余年”的篆刻功力，自己準備啟用這位弟子“為吾替人”，但是，他顯然還沒有下定決心，尚處猶豫中，原因是“人之心性不能知，但只知其聰明也。”換句話說，新入門的弟子羅祥止是否會對老師忠心耿耿、死心蹋地替老師捉刀治印？齊白石認為還需要進一步考察。

　　羅祥止為何人？據筆者所知，羅祥止（？—1977）四川新都縣人，出生在一個舊文人家庭，父親是位私塾先生。羅家兄弟四人，其排行老三。二哥羅靜之及四弟羅新之（1906—1990），皆為書畫家。羅祥止早年隨篆刻名家曾默躬（1880—1961）學習篆刻，后轉拜齊白石門下。1977年羅祥止在成都去世。

齊門后人羅詳止先生（？—1977）照片

　　不久前，我新出版了《風流石辟·陸質雅傳》——此書中的主角陸質雅先生（1883—1964）是收藏齊白石印章的第一人，庋藏齊印之多之精，已是聞名遐邇。2014年元月9日，本人攜帶新書前往李燕先生家懇請教正。

　　李先生是李苦禪大師之子，耳提面命地隨父學藝，而苦禪先生是齊白石的大弟子，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李燕先生就是齊白石的徒孫。此時，李燕先生為清華大學的美術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第九、十屆全國政協委員。

　　當我們談論起“誰曾為齊白石捉刀治印”這一話題時，今年剛逾七十的李燕先生介紹說，“據我所知，有兩位齊白石的弟子為其捉刀治印，一位是羅祥止，一位是劉冰庵，都是我父親介紹進入齊門的，是我的師叔。”

　　約在1932年間，羅祥止通過白石老人的大弟子李苦禪的引介，拜師齊白石學藝。

　　從齊白石致姚石倩的信中可見，羅祥止拜師齊白石之前，已經學習篆刻藝術20余年，曾跟隨曾默躬等先生學藝，遠非一般的生手嫩芽，已經是“一刻印家”矣。他拜師齊白石的真實目的是想使自己的篆刻藝術有所突破。據齊白石《三百石印齋》自序云：“年七十一，門人羅祥止欲窮刻印之絕法，愿見當面下刀，余隨取自藏之印石，且刻且言，祥止驚，謂如聞霹靂，揮刀有風聲，遂北面執弟子禮。越明年，余中英繼至，亦有祥止之愿，余一時之興致，不一年，將所有之石刻完，實三百之數過亦。其刻成之功，實羅、余二生。”

　　一年后的1933年11月22日，白石老人在《祥止印草》序言中寫道：“今之刻印者，惟有曾默躬刪除古人一切習氣而自立，痛恥世人為維陽：臺工偽鑄漢印所愚，行高故眾非之，獨羅祥止從游七年，直得神理。祥止好讀書，喜游覽，嘗萬里求師友。壬申來舊京欲謁余，無由入，先訪鄉人李君常薦識李苦禪，求苦禪作薦，始得相見。祥止自言曾受業于曾夫子，今道隔萬里。篆刻之道，不進則退，欲事余為師。余曰成都曾默躬為余神交友。王治園為余未曾相識之知己。姚石倩、余影廠皆為余弟子。余與西蜀人士之緣，何眾且深也。諾以門客待之，祥止北面執弟子禮。一日問余去向，余指以寬宏大道，縱橫行去，必青勝藍。祥止肯費苦思，盡善則止，且為人賦性直切，聞有不平事則鳴幾，余之私淑不獨昧恩且故意誹余以自高，祥止能照人肝膽，固知誹余者皆余之受恩私淑，深恥之，不與為伍。北來二年，所刻之印，擇其精者，余勸其拓存寄呈曾君必與余同聲歡許也。余因序其首。癸酉十一月二十二日，白石山翁齊璜。”（羅祥止將此序石印刊于《祥止印草》，1933年冬，北京榮寶齋出版。此序未見《齊白石詩文集》收錄，加之《祥止印草》為私家印本，存世稀少，故附全文。）

　　1933年11月22日，齊白石為《祥芷印草》親筆寫序。（私人藏）

　　齊白石對待羅祥止的態度內心搖擺，時常糾結，甚至有些狐疑。在寫下《祥止印草》序言的兩個月后，白石老人在私下對羅祥止的評介卻是另一態度：1934年1月16日致姚石倩的信中，齊白石憂慮地說：“余中英來平，篆刻《心經》五十余印，字字工穩，真令人可畏。羅祥止雖及余門，一月之中，見余不過一二次。因中英常來借山，祥止常隨中英來(借中英常來也)。余揣祥止之為人，對余之禮兒，將來又是一倒戈者，更深矣。”白石老人對羅祥止的抱怨，表面上看是因為羅祥止去齊白石家的次數太少了，但歸根結底是害怕羅祥止“倒戈”。

　　到了1937年，羅祥芷已經徹底贏得了齊白石的信任。齊白石在作于1937年的《馬夫圖》（李燕先生收藏）上題跋曰，“吾之借山門下客多矣，知余者惟李苦禪、羅祥芷三數人耳！”在這里，齊白石語氣之堅決，態度之肯定，已與數年前迥然不同。

　　李先生說，“羅祥止大約是在三十年代為齊白石捉刀治印的，我生已晚，未能與羅祥止師叔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