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觀察

高校教師盼望科技界的“包產到戶”

《中國經濟周刊》 記者 胡巍

付林案涉及到科研經費的使用，以及科研人員能否在取得成果后獲得相應的經濟回報，因而在科研學術圈也引起討論。

廣州一所211高校的青年老師告訴《中國經濟周刊》記者，在使用科研經費時，條條框框很多。他說：“參加國內外學術會議，或者購買國外進口的實驗用品時，往往是由老師先行墊資，但票據的管理比較死板，以至有時難以全款報銷，相當于老師自己要貼錢，這會影響大家的科研積極性。購買設備的流程更是繁瑣，教師需要跟供貨商聯系購買，跟廠家聯系調試，跟財務處室聯系報賬，有時一路下來有10多個程序，而學校沒有相應機構來協助，全程需要老師跟進，哪個環節出了問題都要擔責，如果設備質量不過關，或者使用過程中出了問題，一些風險是由老師自己承擔的?！?/p>

長沙理工大學教授曾祥君在接受《中國經濟周刊》記者采訪時表達了對于科研經費管理方面的看法，他說：“過去把科研的縱向經費和橫向經費進行統一管理，以三公經費的管理模式進行，這種模式有時與科研的規律不是特別吻合。個人認為，橫向經費來源于企業，那就應該按合同來進行管理。我過去作為湖南省政協委員提交了相關提案，建議將縱向經費和橫向經費進行分開管理，目前湖南省也在按照這種模式做?！?/p>

陳忠林說，在文科領域，科研經費的管理也不是十全十美。他打比方說：“一個20萬元的課題，在過去，報賬時能否找到這么多發票是成問題的。當然，如今情況正在改觀?！彼J為一些科研課題可以采取包干制，經費的多少按照課題的價值來定，或者分批劃撥經費。如果一個課題價值不大，開始批經費時就可以少批一點，或者經費不夠的時候再申請，而不是去找發票逐項報銷?！翱梢钥紤]采用承包制，按課題完成情況、取得的效果來撥給經費。”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教授袁衛星對付林案一直很關注，他認為此案涉及到一個重要的科研體制問題，即高校老師科研成果轉化的理論依據或者法律依據在哪里?！斑^去，老師的知識產權理論上歸國家所有，知識成果轉化相關的國家政策也不清晰，像付林涉足成果轉化的時間較早，他做的工作雖然對國家、對社會非常有利，包括節能減排、減少霧霾等，但的確會有一定風險。可如果高校老師不對科研成果進行轉化，那科研成果就很難體現或貢獻價值，對于有很高轉化價值的成果就非?？上?。而且科研成果也是有保質期的，如果長久擱置不被轉化，很可能就會失去價值，比如可能被更新的技術替代了?！痹l星還說，“創新性科研工作也是有一定風險的，可能成功，也可能只得到經驗和教訓。對于工科類的科研課題，很多會使用一些原材料，相應的材料費支出了，通常是作為耗材消耗了，很多情況下只做成了一個沒有實用價值的試驗性樣機，或者完全失敗了，不能認為這有價值的損失；但在很少的情況下，也可能會創造出一個極具價值的新裝置。這個新裝置的產權和收益權到底歸誰所有，產生的價值如何分配？據我所知，各高?？赡芏紱]有明文規定，這也容易產生問題?！?/p>

袁衛星介紹，在過去，高?？蒲薪涃M的管理相當死板。“以縱向經費的使用為例，過去通常會細分為近十大類，如會議費、差旅費、材料費、試驗加工費、設備購置費等。但如果所有的財務支出都能計劃好，這不是真正的科研，因為科研道路上有很多事情是未知的。現在情況已有很大好轉，原來的近十大類互相不能交叉使用的支出種類，有些已經可以合并使用，比如差旅費和會議費就可以合并，使用的靈活度更高。過去縱向的科研經費對勞務、人力方面的支出也很少考慮，只能是給參與項目研究的學生發一點助研津貼?，F在情況也有好轉，老師已能夠從中獲得一些勞動報酬?！痹l星認為，橫向經費的管理應區別于縱向經費。“橫向經費是企業拿錢支持科研，是希望你幫助解決或研究實際問題的，只要問題解決了，企業滿意了，企業的投資物有所值，就應該給承擔橫向研究的老師更大的經費支出自主權，這對企業、社會和國家都會有好處。”

袁衛星認為，高校現在的科研環境正變得越來越好。“過去科研成果都是歸國家所有，是不能輕易轉化的，比如一個專利，如果升值空間很大，升值前轉讓就有國有資產流失的嫌疑。高校必須通過上級主管部門批準才能轉讓一個專利技術，學校通常得選擇是不轉讓，以免承擔責任。所以在過去，高?？蒲谐晒晒D化的例子很少。近年來，國家政策已經有了很大進步，一些高校已開展試點，國家允許高校對知識產權的處理有完全自主權，不會因為轉讓的知識產權將來升值了，被追究‘國有資產流失’的責任。所以現在試點高校對科研成果轉化更積極了，知識產權轉讓的實例越來越多，實際是老師、學校、國家多方受益?！彼硎?，實踐科技創新的骨干力量是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科研人員，只有他們的創新積極性提高了，國家走創新性發展道路才能落到實處。這點和40年前在農業領域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有些像，過去對農民提倡勞動光榮、勤勞致富光榮，已經使我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改變，現在國家若能盡快出臺政策細則，保證并鼓勵科研工作者從自己創新性的科研成果中真正獲益，如果高校老師和科研人員進行科研成果轉化的積極性充分調動起來了，那就是科技界的“包產到戶”，對國家發展的巨大推動力量必將超過40年前的改革。例如，科技創新完全可以解決大氣污染等環境和能源問題。我對我們國家未來的發展前景還是非常有信心的。希望付林事件能成為鼓勵科技創新和社會進步的一個重要契機。

《中國經濟周刊》 記者 胡巍 | 北京報道 (本文刊發于《中國經濟周刊》201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