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闖紅燈”是交通治理的一大難題。日前，江西吉安市青原交警“放大招”：讓闖紅燈者手持喇叭高喊100遍“我不再闖紅燈”作為處罰。這一特殊處罰措施引發廣大網友熱議，不少人認為這是“高招”“妙招”，“值得全國推廣”，但真的經得起法律推敲嗎？

放眼全國乃至全世界，青原交警的做法都稱得上是開先河之舉。這些年，針對闖紅燈這一痼疾，許多地方交警部門都曾下重拳整治。其中，比較常見的方法有罰款、讓闖紅燈者維護交通秩序、向闖紅燈者所在單位通報、在交通路口曝光闖紅燈者信息。回過頭來看，許多舉措剛剛出現時，也曾引起輿論轟動，也被認為是“高招”“妙招”，短期效果也是立竿見影。不過，一段時間過后，大多不了了之，許多行人和非機動車又恢復了闖紅燈的不良習慣。之所以如此，除了因為闖紅燈的積習太深，大概也是運動式治理可以預見的結果。這一次，手持喇叭高喊100遍“我不再闖紅燈”，又會怎樣？據青原交警介紹，“成效還是非常大的，他們看到后會受到影響，自覺往斑馬線走，不希望在這兒罰站”。姑且不談這場整治行動能持續多久，也不談受懲罰者是否心甘情愿，但有必要先談談處罰的法律依據問題。

“于法有據”是基本法治思維，是依法行政的首要要求。法律是否賦予了青原交警罰站和高喊100遍的處罰權力？翻閱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治安管理處罰法》《道路交通管理條例》《道路交通安全法實施條例》等可能涉及闖紅燈處罰的法律法規，在相關處罰條款中并沒有這樣或類似的規定，同時也沒有留下如此自由裁量的空間。即便是在率先擁有地方立法權的深圳，《深圳經濟特區道路交通安全違法行為處罰條例》也只是在罰款之外，增加了“交通警察可以安排其協助維護交通秩序后，給予口頭警告，免予罰款處罰”的規定。由此便不難理解，為什么“向闖紅燈者所在單位通報”“在交通路口曝光闖紅燈者信息”這樣的處罰曾引發不小的法律爭議。同樣不難理解的是，青原交警的做法為什么此前沒有其他地方嘗試？難道是別的地方壓根就沒有想到？恐怕更多是因為于法無據，沒有其他地方敢于飲下這碗“頭啖湯”。

再來談談處罰本身。不知道青原交警是不是借鑒了過去小學老師的常用做法？曾幾何時，“罰站、高喊認錯、重復抄寫”被當作懲戒學生的殺手锏，而現在，這些方法早已經不提倡了，而且越來越少用了。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容易傷害學生的自尊心。被青原交警要求手持喇叭高喊100遍“我不再闖紅燈”，他們的自尊心會不會受到傷害？答案不得而知，但負面影響總是有的。再想想如果你喊的聲音不大，還會被當眾調侃“是不是沒有吃飽飯”，并被攝像機鏡頭記錄下來在電視臺播放，這是不是對人格尊嚴的一種侵犯？幾年前，某地因為讓維護交通秩序的闖紅燈者戴上綠帽子、穿上綠馬甲，便被許多人質疑是對人格尊嚴的侵犯。相比之下，青原交警的做法可能更甚。這樣做確實能以儆效尤，發揮震懾作用，但也會對闖紅燈者的人格尊嚴造成傷害，其骨子里透露出的仍是背離法治和文明方向的示眾文化。

法律雖然不可能解決所有問題，卻能最大化保障公民的合法權益。對于公民來說，法無禁止即可為，但對于手握公權力的機構來說，法無授權不可為。這應是最基本的法治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