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樣是引入西方繪畫，劉海粟和林風眠則另有不同路向。1925年，劉海粟在《藝術》周刊90期上發表《藝術叛徒》一文，高呼“革傳統藝術的命”，號召人們作反叛和破壞的“叛徒”。而梵·高，則是他最為心儀的“藝術叛徒之首”。劉海粟沒有像康有為那樣推崇拉斐爾。正如蔡元培稱劉海粟傾向于后印象主義畫風一樣，他走了一條借歐洲之力以求推動中國現代藝術的道路。至于林風眠，則從歐洲古典藝術、印象派和野獸派藝術資源中汲取營養，獨辟一種調合中西的表現方式。他特別注重個性和個人情感的抒發，“純藝術”特色最為突出。

在中西藝術交流溝通的探索中，李鐵夫和二陳所作的努力取得令人矚目的成績，但能深透地剖析西方藝術的形質，結合中國畫的韻律，讓中國的線條筆墨與西方的造形色彩結合而成為具有新精神的作品，則要推林風眠先生。林風眠早年留法，致力中國畫的革新運動，但他著眼的不是西方的寫實主義藝術傳統，而是印象主義以后歐洲的新畫派。他的融合是力圖創造出一種包含中西精神的繪畫。在線與色的融匯中，他著意于魏晉南北朝壁畫的粗獷古樸，利落流暢的線條與西洋繪畫的豐富色彩融為一體，表現出以往文人畫所難以傳達的意蘊。繼李鐵夫、二高一陳的中西畫融合后，他開拓了一個新天地。

在中西畫結合取得成功的廣東畫家還有丁衍庸（1902—1978），早年到東京學西畫，對馬蒂斯強調個人精神表現的作品深感興趣，進而領悟東方藝術對當代藝術現代畫派的影響，他以西方現代畫派的觀念加上對八大藝術特色的汲取為根基，開創了自己的新畫風。

救國成為中國美術思潮的主題

1931年的9.18事變，揭開了中國現代史上悲壯的一頁，也成了中國文化藝術的一個轉折點。本來，二、三十年代文化界和思想界的思潮已離不開啟蒙與強國的主題，到日本入侵中國的槍聲響起，尤其1937年7.7的蘆溝橋事變，更迫使不甘心做奴隸的中國人迅速羼集到了“救亡”的神圣旗幟之下。1931年日本侵華至新中國建立的近20年間，中國美術思潮的主題是救國救亡和反黑暗。

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中國的美術家義無反顧，和眾多文化界人士一樣慷慨赴國難。嚴峻的歷史，賦予中國的文藝家以前所未見的憂患意識和歷史使命感。為了救亡，為了喚起民眾，無論國畫油畫，不管是“新派畫”還是傳統畫，也不分何種派別和藝術觀點，什么藝術形式都行，為抗戰作宣傳是美術家的首要任務。一些原來主要追隨西方現代主義流派從事“新派畫”創作的油畫家，為了救亡宣傳的需要，這時也轉而采用寫實的表現手法?？箲鹨布ぐl了中國畫家實地寫生的熱情，如沈逸千、吳作人往戰地寫生、關山月往西北寫生。當時的情況確乎如徐悲鴻所說，“吾國因抗戰而使寫實主義抬頭”。

漫畫作為輕騎兵，行動最迅速。7.7蘆溝橋事變后，上海就成立了漫畫界救亡協會。葉淺予、張樂平等人組成的漫畫宣傳隊輾轉南京、武漢、重慶等地，在抗戰中發揮了很大作用。版畫經過魯迅先生所倡導的新木刻運動，陣容已很可觀。抗戰開始后，眾多的青年美術家紛紛往抗日根據地或解放區聚集，成為共產黨直接領導下的革命文藝的骨干力量。胡一川、黃新波、李樺、羅工柳、古元、黃新波、賴少其、楊訥維、張望等當時都是有名的木刻家。漫畫、版畫在揭露社會黑暗，傳遞民眾心聲等方面發揮著藝術武器的強大威力。油畫、國畫和其它藝術領域的重要人物，不論何種藝術觀點，無不投身于時代的主潮中。這一時期的廣東籍美術家，如司徒喬、符羅飛、李金發、傅天仇、方成、江有生等，都有卓縈不凡的貢獻。

1949年10月1日，香港美術界在六國飯店集會隆重慶祝新中國成立。在當日的合影中，有李鐵夫、黃永玉、張光宇、王琦、廖冰兄、洪毅然、關山月等人。他們與來自解放區的美術家匯合，新中國美術的風景線就這樣浮出了水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