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美術學院家屬區有一棟特別寶貴的樓房，寶貴不是說樓有多奢華、多先進，反而是很破舊、很普通，但就是能讓人肅然起敬，只是因為最高的一層樓上住著廣州美院4位最頂端的老教授。

潘鶴、郭紹綱、楊之光、陳金章，4位美術界響當當的人物就住在這層樓上。楊先生已經不在了，剩下3位都年過八秩，都伴隨廣州美院走過了半個多世紀，都是桃李滿天下，都獲得了廣東省文藝界的最高獎——“終身成就獎”。他們是廣美的傳奇，也是整個文藝界的傳奇。

4位老先生中，年齡最大的潘鶴先生，已過90歲，仍鶴發童顏。他在年輕后生面前自我調侃是“90后”，甚至會說出一些好玩的段子；他到任一公共場合，都要穿著西裝與襯衣。現在，老先生的腿腳不靈便了，外出要坐上輪椅，但仍要費一番舟車勞頓給人撐場。

為此，老先生笑呵呵地自嘲說：“我自己的的確確成為了一個符號，雕塑家也成了‘表演藝術家’了。”現在，老先生外出奔波的時候越來越少了，但他獎掖后學的古道熱腸，那種憤世嫉俗的老憤青精神，仍在口口相傳。

“藝術是苦悶的象征”

美術報：藝術家、教育家、社會活動家，您最喜歡哪個稱呼？

潘鶴：每樣東西，我都隨遇而安。沒什么所謂。一個人不能選擇太多，這樣很容易患得患失。所以，不選擇就隨遇而安，逆來順受也行，怎么樣都行。太陽下山，明天照樣從頭來過，像過河一樣，摸著石頭過去就行，不需要計算這一步行多少分鐘，下一步行多長時間。當然，大事就需要當機立斷了。

美術報：在您看來，大師可不可以培養？

潘鶴：我覺得藝術跟科學不同，藝術是一種感性的事物，科學是理性的。如果完全是憑借理性去學習藝術，是很難有成就的。藝術是一種感覺，感覺是天生的，是天賦。所以，很多有成就的藝術家小時候都是窮困潦倒，都是饑寒交迫，痛苦不堪的。所以，我一直都說，藝術是苦悶的象征。很多偉大的文學家都是苦悶的象征。那時候知識都是從紙袋里面來的，以前沒有舊報紙，沒有塑料袋，只有在一些富人逃難走了之后，入屋偷東西的人把屋內剩下的一些書本拿出來，按重量來賣給商鋪，而商鋪則用其中的紙張來包東西，我的學問主要就來自這里，就不像現在讀書，拿著本詞典，聽著大教授講課，這種經歷我從來都沒有試過。

美術報：藝術創作需要技巧嗎？

潘鶴：藝術創作有了感情，技巧才有用，等有話要講，有感情去發泄，是動力，是電力，需要講的時候，就需要借助技巧，無感情，只有技巧是沒用的，先學手段再培養感情怎么可能呢？現在很多人就弄虛作假。藝術不同于科學，科學需要很細致的，藝術則是感情，需要感動人。如果連自己都沒有感動，怎樣去感動別人？現在很多都是功利主義，很多藝術家都不是為藝術來的，完全就為了錢。以前學藝術就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現在就不是了，個個都以為做藝術家有很多收入，一幅畫價格上億。這樣的目的去學藝術，怎么行呢？現在很多人不是為人民服務，而是為人民幣服務，這當然“弊”啦。

美術報：您對藝術市場的收藏火熱現象如何看待？

潘鶴：目前藝術收藏很火熱，這是一種動力的表現。現在炒買書畫已經成為了一種主流，關鍵在于方向如何。

創作，永無止境

美術報：在眾多創作的作品中，哪一些是您最滿意的？

潘鶴：幸運的是，社會都很信任我，通過各種途徑找我做雕塑，我都登記下來。我考慮他們是不是真心實意找我的，他們委托的內容，是不是值得我做的題材。所以，這樣下來，基本接下來的那些，都是自己感興趣的，可以做的。我有個特點就是，解放前從不為“偽政府”做事，解放后從不為私人做事，除非有些人做慈善，為公益事業，或者有了錢有孝心，為父母做像這些。其他不感動我的話，我就不會接的了。

我創作上很有意思的一點是，每一件都沒做完就交卷了。這也是一種自我完善的過程，如果認為完美了，意味著才華到此為止。

美術報：著名畫家黃少強先生對您的影響有多大？

潘鶴：我當時跟了他5個星期，他就去世了。不過他對我影響很大，他不是把藝術作為生存的手段，而是當作為人民服務的手段，哪怕傾家蕩產都要全國游歷，認識社會，認識生活，用自己的藝術描寫人民的疾苦。所以，藝術是不需要考慮技巧的，主要是藝術家的人格，有人格自然有風格。在這方面，他對我的影響很大，他說藝術很難為人謀生，只能為人民作出貢獻，這些思想對我的影響都很大。

美術報：您一向被認為是中國城市雕塑文化的開創者。您最早是從什么時候開始提出城市雕塑理念的？

潘鶴：雕塑在全國范圍內走向室外是我和劉開渠發起的，最初在廣東，后來蔓延至全國各地。我很早就開始做城市雕塑，《雕塑的主要出路在室外》這篇文章是1979年發表在廣州的報刊上，1981年《美術》雜志轉登，當時文章一發表立刻引起中國雕塑界的重視。實際上，這是一篇總結性文章，它總結我過去多年做城市雕塑的實踐與體會。“雕塑走向室外”這個觀點是在我擔任廣美雕塑系主任時（1977年）提出的，在那個年代基本沒有機會做大型的戶外雕塑。我特別崇拜米開朗基羅，他做的雕塑在幾百年前就在他的國家立足，我們國家那么強大，地方那么廣闊，居然沒有戶外雕塑，太不合理了。

美術報：最近幾年，各地都加快了“城市雕塑”的建造節奏，很多城市的地標性廣場、建筑物或公園內都樹立了形式各樣的雕塑。但與此同時，人們對這些雕塑并不買賬，甚至大呼“雷人”。這種“奇觀”也得到了學術界的關注與批評。您如何看？

潘鶴：這點我曾經和劉開渠談過。當時北京有一條街的雕塑做得很差，劉開渠和我商量說要不要把街道兩旁那些雕塑全部拆掉，我說，還是不要拆，拆掉打擊不了不三不四的藝術家，只是打擊了官員的信心，以后不敢再做雕塑。但是他們照樣可以做雕塑，拆了北京的，他們可以去其他地方做（雕塑）。所以我對劉開渠說，我們提出城市雕塑，可能成為歷史的功臣；但現在看來，勞民傷財、污染城市的雕塑泛濫成災，我們反而成為歷史的罪人。垃圾明顯比精品多。

美術報：您如何看城市雕塑的價值？

潘鶴：城市里豎立起雕塑作品，本應該傳達真善美，提升城市的文化形象與市民的文化修養。但事實上，大大小小的城市雕塑污染了整座城市。太不像話，太氣人。亂七八糟，讓人受不了。僅僅從這一點看，就足以說明藝術界的混亂。

美術報：能否舉例說明城市雕塑亂象彰顯藝術界的混亂？

潘鶴：真善美是藝術家最起碼的價值底線，其中，真是首要原則。而我們看到，很多藝術家早已喪失了對“真”、對“真誠”的追求。有人既然想做城市雕塑，不管這個題材是否打動了自己，就通過各種見不得人的途徑去爭取這個項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