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8日,阿里巴巴集團公布2017財年第四季度財報及2017財年全年業績,專章對企業責任做了介紹。當天,阿里巴巴集團同時披露了2017財年公益最新數據:超過3億用戶、178萬賣家通過阿里巴巴和螞蟻金服平臺參與公益行動。四分之一的中國人通過阿里巴巴和螞蟻金服平臺參與公益行動;2017財年阿里巴巴平臺和螞蟻金服平臺共推動社會公眾47億人次參與公益。(5月19日《公益時報》)

阿里巴巴的財務報表不可謂不亮眼,而筆者更為關注的是其“公益”財務報表,這是一份優秀的“社會業績”。推動了這么多人參加公益,無疑是一件“功德無量”的事情。阿里巴巴在“社會業績”上的努力,也是引導更多企業履行“企業公民”責任的重要推力。

在美國經濟理論界或是商界,被引為經典的是“企業的職責就是賺錢”,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Milton Friedman曾說:“企業唯一的社會責任就是利潤最大化。”這是將經濟視為不具備任何價值目標的“純粹的經濟”。

到了1953年,Howard R.Bowen發表劃時代著作《商人的社會責任》提出“現代企業社會責任”概念后,企業應該承擔社會責任逐漸成為主流思想。尤其是在21世紀可持續發展的思想下,企業需要有經濟業績、社會業績、環境業績的“三重業績”,逐漸成為經濟倫理的核心共識。

從宏觀的角度來看,“經濟發展只有在當它能夠使人們在道德上得到改善時,才算是正當的事業”,這是經濟正義性的要求;從企業自身需求的角度來看,管理大師彼得·德魯克說過:“一個健康的企業和一個病態的社會是很難共存的。”這就要求,企業在追求業績增長的同時,也要注重“社會業績”的改善。

“社會業績”也會提高“財務業績”,因為良好的“社會業績”會使公司獲得較好的“商譽”,并傳導到公司經營的具體業務項目,形成品牌。要知道,“選擇道德的消費”已經成為現代文明的重要特征。此外,各個利益相關者的支持,也降低了企業的營運成本。

有學者選擇了69家上市公司作為樣本,設置了“捐贈支出比率”“資產納稅率”“職工所得貢獻率”“環保投入比重”“是否通過ISO1400認證”等作為“社會業績”指標,實證研究發現,社會業績與財務業績之間存在顯著的相互影響、相互促進的關系,上市公司“社會業績”的改善也促進了其財務業績的改善。

目前我國對是否披露“社會業績”信息沒有強制要求,除少數重污染行業以外,絕大多數上市公司都沒有披露“社會業績”或缺乏相關指標。期待更多的公司像阿里巴巴集團一樣,每年公布更加詳實的“社會業績”指標,為更多學者對“社會業績”進行定量研究提供方便。相關部門也可以引導相關公司評估企業“社會業績”,探索設置一些可量化的指標,這對我國企業健康成長、提升經濟倫理道德是有直接推動作用的。更多“有道德”的公司參與追求“社會業績”,也是民眾之福、社會之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