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月26日，廣西陸川縣退休法官傅明生被自己20年前承辦的一起離婚案件當事人用刀殺害，消息通過網絡瞬間傳遍中國，在法律界引起了強烈的反響。如果不是刻意遺忘，大家都應該記得這已是近年來中國發生的第N次殺害法官的惡性案件，如2010年6月的湖南永州法官遭槍擊案、2015年9月的湖北十堰法官遇刺案和2016年1月的北京昌平法官被害案等。

在利益日益多元的當下中國，司法在社會治理中勢必會發揮愈來愈大的作用，這應該是大多數人的共識。然而，在強調依法治國的背景下，一個國家和社會如果連法官的人身安全都無法保護，又如何指望法官來維護他人的安全以及社會的安寧？！公平、公正等更高層面的期待恐怕只能永遠在路上。人們無不為此而擔憂。

僅就一般規律而言，保護法官依法履職和人身安全的辦法無非有二。一是對法官及其家人給予較之普通公民更為嚴格的保護措施，二是在全社會樹立起對法官的尊崇。眾所周知，在任何社會里，總會有一些人格障礙和性格缺欠的人不時制造一些極端的個案。實事求是地講，對于這類極端案件很難防范。此外，除了一些極為特殊案件外，過嚴的保護措施則有可能使法官成為社會生活中的特殊群體，這對法官和法治事業來說也未必是好事。

理想的辦法顯然應該是后者。而要想在全社會樹立對法官的尊重，最為重要的一點是讓法院依法回歸其憲法定位，讓法官回歸法庭，承擔起實現公平正義、化解糾紛的神圣職責。換言之，首要的一點是明確“法官到底是干什么的”這一看似簡單，但在當下中國還遠未實現的問題。

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官法》的規定和解釋，“法官是依法行使審判權的審判人員”，法官的活動舞臺只能是莊嚴的法庭。在一個分工明確的社會里，一個長期以法庭為舞臺的中立法官逐漸會養成一種與其職業相符的思維特點和生活方式，具有一種傾聽各種聲音、凡事說理和沉穩的性格及氣質。然而，在當下中國的現實生活中一些法院不是在法庭而是在社會中追求自己的存在感，導致一些基層法官超越法定職責的現象并不少見。如一些法官放棄了其中立的立場，按照各種組織和政府的要求，時常走出法庭奔走于工廠、鄉間及學校，或幫村扶貧，或招商引資，社會化程度越來越高，行政色彩越來越濃，久而久之不可避免地卷入地方復雜的人際關系或者是非之中，少數法官甚至成了個別不良官員的家丁，既不利于公平正義的實現，也有損法官的形象，更易于使法官成為一些性格極端的人發泄私憤的對象。

值得關注的是，此次兇案發生后，有關部門除了譴責行兇者的暴行外，2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以罕見的速度出臺了《人民法院保護司法人員依法履行法定職責的規定的實施辦法》（以下簡稱《辦法》），細化和進一步落實了此前中共中央、國務院兩辦印發的《保護司法人員依法履行法定職責規定》，多角度地強化了對司法人員及其近親屬人身安全等各方面權益的保護措施，被一些法官稱為史上最嚴保護令。

但在筆者看來，辦法最為可貴之處是對法官的職責的重申。如明確規定法官辦案不受外部干預，有權拒絕執行任何單位個人違反法定職責或法定程序、有礙司法公正要求；各級法院應當拒絕任何單位個人安排法官從事諸如招商引資、行政執法、治安巡邏、交通疏導、衛生整治、行風評議等法定職責以外的事務；明確法官非因法定事由、非經法定程序被調離、免職、辭職或者受到降級、撤職等處分的，其所在法院應當及時予以糾正。同時予以法官可以提出異議、申請復議和申訴的權利；各級法院設立法官權益保障委員會，統籌協調領導司法人員履職保障相關事宜；法官受到非法處理、處分時的救濟渠道和救濟方法等。朝著建立法官履職的保障機制邁出了重要的一步。

對于《辦法》本身，筆者持積極的贊賞態度。但同時也深知，真正落實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此外，由最高人民法院出臺的這樣一個文件能否規范行業系統之外的各級組織和個人畢竟是一個現實的問題，其效果如何尚待時間檢驗。

(作者系全國政協委員、天津財經大學近現代法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