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將桌上咫尺如天涯

袁貽辰

作為一名記者，我可以毫不猶豫地把自己扔進垃圾堆，和采訪對象同吃同住；也可以踩著剛被洪水浸泡過的淤泥，深一腳淺一腳地采訪。但我很難做到，在春節七大姑八大姨對我的長槍短炮里，反唇相譏。

工作第三年，這是我第一次完整地在家過春節。奔波于成都和老家兩地，和七大姑八大姨挨個打照面。

當然，場合是在麻將桌或牌局上。

被譽為“省粹”的麻將，一直牢牢占據著四川人過年的大把時光。坦白說，老家的年味一直挺淡的。除了年夜飯和臘肉香腸麻將，幾乎再沒什么稱得上過年的標志了。尤其這兩年，迅速老齡化的居民對霧霾越來越關注，PM2.5指數迅速取代“吃了沒得”成為新的聊天見面問候語，連帶著，春節里噼里啪啦的鞭炮聲都少了。

這本該是件值得欣喜的事。可當我來到煙霧繚繞、刺鼻嗆人的麻將桌上，分享喜悅的念頭卻是一點兒也不剩了。有親戚問我，北京的霧霾和成都比，哪個更勝一籌？

我答：“各有千秋?！?/p>

一片笑聲很快被手搓麻將的聲音蓋過。

我有點兒算不清這是我被強迫拖上的第幾個麻將桌了。老家的人似乎對打牌有發泄不完的熱情。吃完年夜飯干啥？打牌；親戚來串門干啥？麻將長牌玩起來。從深圳飛回來的小姑姑，甚至為了大家搓麻將方便，花幾千塊錢在家里買了一臺“機麻”。

于是，燈會被消解了，大年初一的登高望遠被消解了，十幾二十幾口人被分解成麻將、長牌和斗地主的陣營，“各自為政”。小孩子低頭玩手機，耳朵里插著耳機，電視兀自播放著春晚，一年就這樣過去了。

作為已經工作的人，我被架上了一個又一個牌局。同齡的表姐希望打“大點兒”，因為籌碼太小會“犯瞌睡”，她最近的戰績是打牌一兩個小時，贏了三四千塊錢。

我簡直聽得心驚，忍不住想要離開牌桌。表姨笑著把我推回牌桌，“怎么？北京來的大記者不愿意流通下兩地的錢？”

用眼神向父母求援，他倆似乎也心照不宣地一言不發，看著我被按回了牌局。悶熱安靜的氛圍里，時間過得好快，幾個小時過去，我兩眼昏花，表姐和姑姑越戰越勇，我忍不住又一次撤退。

爸爸過來看了看我理得亂七八糟的牌局，笑我，“打個牌而已，比你寫稿子還難嗎？”

一團哄笑聲中，我默默離開了牌局。過去的那幾個小時，大家你來我往地出牌，似乎并沒有交流什么，除了讓我一身冷汗生怕點炮以外，我對在外地工作的表姐和姑姑也未得到更多了解。

我默默地生著悶氣，直到媽媽一聲大喊，“XX（我父親的名字），快點搶紅包，XXX包了個大的。”

牌局停下，父親飛速拿出手機，點擊紅包，之后再心滿意足地抽牌。

一整個晚上過去，他和母親交替搶紅包，還和表姐討論起了在WiFi和4G環境下，哪種搶紅包更快。

夜深，我終于忍不住，朝父母抱怨起來，“過年，就是讓你倆搶紅包打麻將的嗎？”

我有一肚子委屈要說，“你們搶紅包能搶出金山銀山嗎？”

“你們天天打麻將有意思嗎？兒子千里迢迢回來，就是為了看你們打麻將的嗎？奶奶爺爺除了烤火就是給你們煮飯，你們麻將打過癮了，奶奶爺爺呢？”

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年味兒在這座小城飛速地蒸發。茶樓是最熱鬧的地方，哪怕過年也是滿座。幾個朋友聚到一起，卻被一家又一家滿座的茶樓活活趕到了麥當勞。一家人好不容易去農家樂玩，3車人一下車就擠進逼仄的茶室，一桌一桌的麻將聲此起彼伏。農家樂偌大的園子里，只有我和差了20歲的小表弟，面面相覷。

高速發展的電子產品和交通，拉近了人與人的距離，卻也拉遠了人與人的距離。媽媽后來和我談心，“一家人不打麻將做些什么呢？”她已經越來越不愛和親人“擺龍門陣”了，似乎說什么問什么都尷尬?！澳膫€愿意擺這些私事嘛，大過年的，就圖個開心熱鬧?！笔前?，人與人都像隔了層紗，只有在過年時的各色牌局上，能消解一些平日很少聯系的遠房親戚相見的尷尬，用一個又一個“清一色”“自摸”讓牌桌歡聲笑語，拉近著彼此的距離。

不止大人，我甚至覺得，人與人之間，越走越遠，人生的軌跡分叉，無論是大人還是孩子，交流都成了奢侈品。我曾試著和幾個埋頭打游戲的表弟在麻將吵鬧的間隙里聊天，試著問他們的學業、生活甚至是談戀愛的情況，卻只換來幾個間或的“嗯”“啊”“沒有哦”。

好像，也只有麻將、微信紅包還能把大家連在一起。我默默地在那個同齡親人的微信群里發了一個拼手速紅包，幾秒鐘后，微信提示，“你的紅包已被領取完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