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伊始，每人都有對新一年的期許，名人大家也不例外。

新文化運動領導者胡適是大學者，自然有他異于常人之處。他曾數次在文字中提到愿去監獄，甚至在報刊的一次新年夢想征文中，也提出想進監獄。

胡適想進監獄，真是有些讓人不敢置信！是什么讓斯文的胡博士有了這樣的想法？他又想進監獄里去干什么呢？

贊賞“進監獄”的精神

胡適“進監獄”的想法，可以追溯至１９１９年。當年６月，正主持《每周評論》的陳獨秀在北京被捕。胡適臨危受命，接編該刊物。

對于陳獨秀被捕，胡適不斷在刊物中表達聲援。當月２９日出版的《每周評論》中，胡適寫了數節短論，其中兩節與陳獨秀相關。

《愛情與痛苦》：“《每周評論》第二十五號里，我的朋友陳獨秀引我的話‘愛情的代價是痛苦，愛情的方法是要忍得住痛苦’。他又加上一句評語道：‘我看不但愛情如此，愛國愛公理也都如此。’這幾句話出版后的第三日，他就被北京軍警捉去了，現在已有半個多月，他還在警察廳里。我們對他要說的話是：‘愛國愛公理的報酬是痛苦，愛國愛公理的條件是要忍得住痛苦。’”

另一節的標題是《研究室與監獄》：“我們要知道陳獨秀的人格嗎？請再讀他在《每周評論》第二十五號里的一條隨感錄：‘我們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監獄，出了監獄就入研究室，這才是人生最高尚優美的生活。從這兩處發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價值的文明。’”陳獨秀表現了一種知識分子要用自己的學識為社會貢獻，不惜犧牲的精神，毫無疑問，胡適也是贊賞這種敢于“進監獄”精神的。

探訪在獄中的老友

１９３２年１０月，陳獨秀又一次在上海被捕。經過３次公審，陳獨秀被判刑８年。

１９３３年６月１３日，胡適出國前來到南京。午飯后與幾個朋友一起去看望了陳獨秀。在當天的日記中，胡適這樣寫道：“飯后與書貽同去看陳仲甫；……仲甫仍住在看守所，室中書籍滿架，此種生活頗使我生羨。他仍有胃病，但精神甚好。他現研究古史。”

一次不算，１９３４年２月，胡適再次路過南京，他也再次去了看守所看望陳獨秀。陳獨秀告訴胡適，他準備在這里寫“自傳”，還寫信給亞東圖書館（出版機構）汪原放，言及出版事宜。陳獨秀還擔心此書難以過審查一關，便希望胡適能與負責宣傳的葉楚傖等人疏通。

深通創作的胡適勸慰陳獨秀：先不考慮出版的事。只放手隨心寫去，這樣效果也許才好些，可以為后人“留一真跡”。若早早為出版考慮，寫的時候就不免有所顧忌，反而失去應有真相。陳獨秀很同意胡適的意見。

后來，胡適將陳獨秀的稿子介紹到商務印書館出版。在給胡適的信函中，陳獨秀頗表感激。并詢問胡適自己的其他著述該出版機構能否接受，若可以接受，他便愿意在看守所中寫出。

陳獨秀在監獄里，基本就是讀書、寫作，故此陸續寫有音韻學及其他著述，寫出了《實庵自傳》等。看來，陳獨秀是自己“出了研究室便進監獄，出了監獄再進研究室”的信念的實踐者。

想“進監獄”的原因

胡適一生，社會活動甚多，所以自己的著述，常常不能完成，幾部史著，都僅完成上半，終未能完篇，惹得許多人（尤其對手）訕笑不已。對此，林語堂曾以他特有的語言，幽了胡適一默：胡適先生是最好的上卷書作者。胡適的摯友，著名學者陳衡哲女士，也借林語堂的話為胡適惋惜：“林語堂說胡適是最好的上卷書作者，這話幽默而真實。胡先生太忙了，少去證婚，少去受捧，完成未完的下卷多好！”這些，胡適也知道。可胡適成名太早，名氣太大，許多事，由己不由己，都得參與，所以就留下不少尷尬。

到后來，胡適真想逃避社會活動。就在看望陳獨秀的前一年底，《東方雜志》發出啟事，為１９３３年新年號《新年的夢想》欄目征求稿件，胡適便寫了兩條。其中一條是回答“先生個人的生活中有什么夢想？（這夢想當然不一定是能實現的）”問題的。胡適的回答是：“我夢想一個理想的監獄，我在那里面受１０年或１５年的監禁。在那里面，我不許見客，不許見親屬，只有星期日可以會見他們。可是我可以讀書，可以向外面各圖書館借書進來看，可以把我自己的藏書搬一部分進來用。我可以有紙墨筆硯，每天可以做８小時的讀書著述工作。每天有人監督我做一點鐘的體操，或一兩點鐘的室外手工，如鋤地、掃園子、種花、挑水一類的工作。我想，我如果有這樣１０年或１５年的夢想生活，我可以把我能做的工作全部都做出，豈不快哉！”

直到晚年，胡適還存著將自己幾部書完成、在有生之年還清全部文債的念頭。見到相關文字，他仍然要感慨一番。

胡適的這個“進監獄”夢想，其實是想要到監獄這樣無人打擾的環境中，去完成自己久不能了然的學術工作。這一方面反映了胡適為塵世所累、身不由己的窘境，另一方面也可看出，作為一名學者，胡適對學術事業的看重到了何等程度。胡適后來數次去看望關在看守所的陳獨秀，見到陳在里面讀書寫作，想到自己的幾部“斷尾”著作，心生羨慕，也就十分令人理解了。

可惜，胡適終于沒有“進”監獄的機會，他的幾部史著，也最終只能以“半部”傳世，這也著實是一件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