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刷爆信用卡”？

胡適友人欠下巨額銀行貸款

1934年12月31日晚七點三刻，上海火車北站，張慰慈與亞東圖書館的汪原放、汪乃剛兄弟等人，正在迎接從南京趕來的胡適。胡適此行，原本是為南下香港大學接受名譽博士學位，這是他一生35個名譽學位中的第一個名譽學位；此行順便也在上海稍作逗留，會會朋友，敘敘舊情。

事實上，自1931年元旦始，南京國民政府即推行所謂“國歷”，就是要將國際通行的公元歷法，作為中國民眾的唯一歷法——公歷歲末即等同于農歷除夕，而公歷元旦即新年春節。自政府要員、工商名流而下，以胡適為代表的新派知識分子，開始普遍接受公歷歲末即“除夕”，公歷元旦即“新春”的過年方式。胡適此次上海之行，只有一天一夜的時間，當天當晚就權作與朋友們的“除夕”之小聚；他在這一天的日記標頭處也確實寫著“廿三年（1934）的除夕”字樣。

1934年的最后一天，在上海稍作逗留的胡適是忙碌異常的。一下火車他便被接到新亞飯店用早餐，張慰慈為其辦理第二天一早的赴香港船票，汪原放兄弟則心急火燎地跟他談亞東圖書館的銀行欠款問題。因為財務年度結算時間已到，只有24小時的回旋余地，共計七千四百元的欠款如果不能了結，亞東將面臨停業關門之禍。所謂“年關難過”，關鍵時刻，安徽績溪人創辦的亞東想到了請這位老同鄉、老作者、老朋友出馬，一解燃眉之急。

用如今的眼光來看，七千四百元的欠款，似乎算不得什么大數目，還不至于將偌大一個出版公司急成這樣，為還這么一點銀行貸款心急如焚。須知，這是當時以銀圓計價的金額，七千四百元即七千四百個銀圓，這筆款項在當時幾乎可以在北平買下七座四合院！姑且以當年魯迅購房為例，試析之。據《魯迅日記》載，1924年5月，魯迅在北平阜成門內西三條胡同，瞧中一處四合院（現北京魯迅博物館），花八百銀圓買了下來。這座四合院有三間南房，三間正房，東西各一間小廂房，正房后面還有一口井、幾棵樹、一片小花園。由于房子有些破舊，魯迅又花了將近二百銀圓翻修，還置買了一些簡單的家具；他住進這座四合院，實際上花了一千銀圓。試想，如今的北京四合院是什么價格，這筆當年足以買下北京七座四合院的欠款是如何沉重的債務，也就不難想象了。

貳

東奔西走

胡適想盡辦法延期還貸

且來看胡適對這場“還貸危機”的處置策略：胡適先是到銀行家朋友徐新六處，當面托他將亞東欠興業銀行的二千元透支再轉一期，又托他給陳光甫兄打電話，將欠上海銀行的三千元透支再轉一期。這樣一來，已暫解五千元的欠款清償之危急了。在辦妥此事前后，他還接受張禹九與張肖梅女士的邀請，到國際大飯店吃午餐，共進午餐的有張仲述、余上沅、梅蘭芳、馮幼偉、徐新六等一大幫名流名士。國際大飯店是當時上海最新式的大飯店，高21層，胡適等級用餐處在第14層，據徐新六介紹說：“這是世界最高的大廈——除了美國不算。”

在這座超豪華大廈——至少是當時遠東地區第一高樓的大飯店上用餐，又兼高朋滿座、高論時現，胡適強打精神應酬，卻怎么也高興不起來，畢竟亞東還有二千四百元的欠款問題無法解決。午餐后，胡適又迅即去找章士釗求助，可章堅稱毫無辦法。胡適希望章能承擔二千五百元的救急之款，但章仍說“無法可想”。胡適只得來到溫州路上的汪家，去通告籌款狀況，以便亞東方面盡快想別的辦法應急。汪原放的老母見到胡適，禁不住老淚縱橫，拉著他的手說：“適之哥和章伯伯總要救我們一家才好。我活到今日，不曾過過這種日子！”胡適在日記中寫道：“她下淚了。我雖感動，實在想不出法子來。”

臨走時，胡適給汪原放留下了兩封信，信的具體內容雖不得而知，但應當是與籌款清欠相關的。為亞東清欠的事暫告一段落之后，胡適開始走馬燈式的亮相上海朋友圈——王云五、李拔可、傅偉平、何柏丞、周昌壽、丁鼎南等老先生先行訪晤。還借李拔可的汽車一用，特去見了蔡元培一面。

晚間，胡適又應梅蘭芳之邀請，到英美煙草公司總經理沈昆山家中晚餐。但這頓晚餐與午餐相似，再次因亞東清欠之事而未能盡興。原來，汪原放拿著胡適的信函去各大銀行通融商洽，卻已經晚了，因為銀行已經關門了。胡適不得不又給徐新六打電話，以個人名義暫借五百元給亞東救急。

叁

百樂門匆匆聚會

苦思對策中“守歲”

晚餐后，朋友們又把胡適送到百樂門舞廳，香鬢麗影、燈紅酒綠，上海的達官貴人們正在以狂歡的姿態守候1935年新年的到來。在這個中國最繁華的都市舞池之中，胡適看到宋子文、顧維鈞、陳光甫、李銘、夏小芳等，正觥籌交錯、歡聲四起。1934年的最后一夜，離1935年元旦還有幾個小時，在夜上海的百樂門，學者本色的胡適，還是不由自主地想到了“九一八”事變之后的國難種種，想到了熱河失守之后的外交失敗種種，更聯想到眼前亞東圖書館的經濟危急，他在日記中慨嘆道：“在那個狂樂的跳舞場上，誰也不感覺空前的經濟大恐慌逼人而來，誰也不感覺國家的絕大危難即在眼前！”

胡適在百樂門沒有逗留多久，即回到下榻的新亞飯店。亞東圖書館老板汪孟鄒、汪原放、汪乃剛兄弟則早已在飯店候著了，這一幫曾在中國新文化、新文學運動中嶄露頭角的出版人、編輯、作者，在房間里密談了許久，為度過眼前的經濟危機苦思對策。不知不覺間，胡適與汪家人“守歲”過了凌晨三點，在一番別樣的忙碌中告別了1934年，迎來了1935年元旦。

送走汪家人，胡適索性不睡了。他把北大“中國文學史”學期測驗的題目寫出，封寄予盧逮曾；又辦了幾件事，才凌晨四點，還沒挨到天亮，遂脫衣小睡。睡得正香甜時，忽被旅館服務員敲門喚醒，原來是他事前預約好的“叫早”，清晨六點半必得準備行裝，登上南下的輪船。七點，中國旅行社的人來托運了行李，張慰慈給胡適帶來了薄外套，并一起用早餐，送行。八點，胡適登上哈里生總統號輪船，九點半才開船。

1935年元旦，胡適登上輪船、駛向香港之際，上海的《東方雜志》也于同一天推出“新年特大號”。胡適在這期雜志上也有文章發表，且是封面文章之一，與汪精衛、蔡元培、陳立夫、王正廷等一大幫國民黨元老的文章位列同期。不過胡適的文章題為《關于民治與獨裁的討論》，流露出對當前時局的失望、對政局的不滿以及對政治改革的不同意見。這些明顯帶有批評性質的文字，看起來與救亡圖存、新生活運動等一系列政府當局正在鼓吹的大政方針格格不入。

值得一提的是，在《東方雜志》這期足足是平時期刊容量四倍以上的“新年特大號”中，“生活之一頁”特別欄目是由雜志社遍約南北名家撰寫的，內容設定為回顧過去、展望新年。這一特別欄目由馬寅初、梅蘭芳、任鴻雋、錢歌川、趙景深等131位各界名流，各自撰文131篇，為1935年新年元旦獻辭。這其中，就不乏與胡適持相同時局觀、相近價值觀的言論；80年后的今天，一一讀來，又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