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聚焦全面從嚴治黨，審議通過《關于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和修訂《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是全面從嚴治黨的再部署、再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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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鳴 郭紅松 繪

習近平總書記在《關于〈關于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和〈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的說明》中指出，加強和規范黨內政治生活、加強黨內監督，是對全黨提出的要求，也是全黨的共同任務。同時，準則稿、條例稿都強調以高級干部為重點，主要考慮是加強黨的建設必須抓好領導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而抓好中央委員會、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的組成人員是關鍵。把這部分人抓好了，能夠在全黨作出表率，很多事情就好辦了。

“與普通黨員干部相比，高級領導干部這一‘關鍵少數’中的‘重點’和‘特別’群體，權力更大、位置更重要，影響力也更大。貫徹落實六中全會精神，嚴肅黨內政治生活、加強黨內監督，領導干部特別是高級領導干部這一‘關鍵少數’中的‘重點’和‘特別’群體必須以身作則、以上率下，為全黨作出示范。”日前，中央黨校教授辛鳴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

標準更高，要求更嚴、更具體

一個時期以來，高級干部中極少數人政治野心膨脹、權欲熏心，搞陽奉陰違、結黨營私、拉幫結派、謀取權位等政治陰謀活動，嚴重破壞了黨的團結和集中統一，嚴重損害了黨內政治生態和黨的形象。

《關于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以下簡稱《準則》）提出，新形勢下加強和規范黨內政治生活，重點是各級領導機關和領導干部，關鍵是高級干部特別是中央委員會、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的組成人員。

“六中全會中審議通過的《準則》《條例》，專門對高級領導干部作出明確的、有針對性的規定。其標準和要求要遠遠高于對普通黨員、普通干部的要求。”辛鳴說，“換句話講，對于高級干部的標準更高、要求更嚴，而且更加具體。”

標準更高，就是要求普通干部做到的，高級干部必須首先做到；有些要求對普通黨員來講可能是“選修課”，但對于高級領導干部就是“必修課”。

要求更嚴，普通黨員干部在某些方面出現失誤、犯了錯誤，經過批評教育接受教訓后，可能會有下不為例的機會。但對于高級干部來講，沒有討價還價，沒有情有可原，更不可能下不為例。

要求更具體，高級領導干部不能只要求自己潔身自好、獨善其身。不僅要管好下屬，還要管好自己的家人、親友以及一切與其有相對密切關系的人，自覺凈化社交圈、生活圈、朋友圈，等等。比如，《準則》明確提出，領導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必須注重家庭、家教、家風，教育管理好親屬和身邊工作人員。

“黨的領導干部是我們黨的寶貴財富，是黨和國家、是人民群眾花大價錢培養起來的。領導干部級別越高，下屬越多、同僚越多，關聯面越大，如果出了問題會帶壞一大批人，影響更大一批人，禍黨害國，削弱黨的戰斗力，腐蝕黨的執政基礎。”辛鳴說，黨的十八大以來嚴肅查處的周永康、郭伯雄、徐才厚、令計劃、蘇榮等高級領導干部腐敗案件，就是深刻教訓和警示。

八項規定是黨的建設史上的里程碑

辛鳴表示，中國共產黨成立95年來，高級領導干部在發揮帶頭表率、以上率下方面，一直就有好的傳統。“這也是我們黨最大的優勢。人民群眾之所以擁護共產黨，就在于人民群眾從黨的高級領導干部身上看到了這個政黨的偉大、正氣和力量”。

辛鳴說，比如，在培育良好家風方面，老一輩革命家以身作則、以上率下。毛澤東同志要求子女樹立平民思想：“靠毛澤東不行，還是要靠你們自己去努力、去奮斗。”周恩來同志給家人定下“不許請客送禮”“不許動用公家的汽車”等“十條家規”。這些都為干部培育家風樹立了榜樣。

《準則》提出，中央委員會、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和黨的各級委員會作出重大決策部署，必須深入開展調查研究，廣泛聽取各方面意見和建議，凝聚智慧和力量，做到科學決策、民主決策、依法決策。

對此，辛鳴說，調查研究是我們黨發揚黨內民主、改進作風的重要內容。比如，1930年，毛澤東同志在江西尋烏作了20多天的社會調查，開了10多天的調查會，寫下了《反對本本主義》和《尋烏調查》兩篇著名論著。1961年，國務院副總理兼秘書長習仲勛率中央工作組赴河南長葛，歷時四個半月搞調查研究，堪稱黨的群眾路線的生動實踐。

黨的十八大以來，從中央八項規定到反“四風”，從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到“三嚴三實”專題教育，再到“兩學一做”學習教育，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始終將黨風廉政建設緊緊抓在手上，以身作則、率先垂范，標本兼治、馳而不息，黨風政風為之一新，社風民風為之一振。

在辛鳴看來，中央出臺八項規定以作風建設為切入點，推進全面從嚴治黨，深得黨心民心。“八項規定的力量就來自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用行動發號令，以身教作示范，為全黨樹立了加強作風建設的光輝典范。八項規定是黨的建設史上一座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