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也難以確切地告訴讀者，我們找到了教育本質的方向，但我們堅定地認為，從文化的視角探究教育的本質，不失為趨近于教育本質的新途徑。因為理想教育文化的模型，有利于追問教育本質，有利于探索并推進教育研究與教育改革。”

緣起

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參加工作，王世元至今在教育的工作崗位上已走過30多個春秋。無論是農村教育還是城市教育，無論是學前教育還是高中教育，無論是作為一線教師，還是作為教育行政管理者，王世元始終沒有放棄對教育問題的關注與思考。他發現，多年來教育改革雖然取得了一些成績，但他總感覺到教育仍存在一些應該研究和沒有找到研究方向的方面。

談及《教育文化構建的人性基礎》一書的創作緣起，王世元表示，教育文化對人類生命個體教育的影響具有巨大的慣性。教育文化的慣性，致使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教育改革難以改變方向。教育人或關心教育的仁人志士，如果僅從簡單的課程改革、方法改革、工具改革、管理改革做起，而不改變現有的教育文化的思維習慣和行為習慣，這樣的教育改革一般只能是工匠式、漸進式的改革，也就難以有實質性的突破。特別是，當人們深刻地認識到教育的明顯不足，并達成共識，而又難以克服教育文化所形成的巨大慣性阻礙的時候，急需構建適應經濟、社會、文化發展等需要的教育文化。

“教育的根本目的或目標到底是什么？什么樣的教育思想文化更有利于人類的教育……”在梳理、總結30余年教育思考、實踐與探索經驗本質的基礎上，追問教育實踐取得成果的真諦的初心，王世元力求從根本上嘗試回答這一系列問題。

在王世元看來，為了尋找最有利于人性的教育規律，以此作為指導與評價現實與未來的教育標準，需要解決以下四個方面的問題：第一，人類的本質屬性；第二，教育的職能及教育最關心的要素；第三，教育發生的時空；第四，影響人類生命個體教育的社會因素。為此，在《教育文化構建的人性基礎》這本書中，王世元以探索生命的本質屬性為切入點，在此基礎上明確教育發生的時空關系、追求的目標、人類優化社會必備的社會素養、自身優化以及教育最需要關注的要件等因素。通過歷史地考察與對比，梳理出東西方教育文化差異形成的原因，從而鎖定聚焦影響教育的關鍵因素。

王世元希望這種探索能給不同的讀者帶來一定的啟發。“希望給教師及教育工作者指明教育方法研究方向，讓教育工作者深刻意識到‘教育有法，教無定法’；希望能給選擇從事教育的在校大學生、研究生指明專業發展方向，希望他們盡可能擴展相關領域知識的學習，盡可能提升自己的專業知識、藝術修養與能力；希望給教育測量與教育評價工作者提供最基礎的測量與評價指標，為學校管理者、教師及教育工作者，提供改進的方向；希望給家庭教育指明方向，愿廣大青年人在建設好、管理好自己的家庭組織的同時，肩負起教育下一代的責任；希望給學校規劃者、設計者、建設者甚至社會管理者提供新的研究方向，讓各級各類學校場所及文化作用在城市規劃建設中更好地發揮作用。”

愿望

“我有一個愿望……”王世元坦言，雖然理想教育文化的探究來源于他30多年的教育教學實踐、探索與思考，但在梳理、抽象、加工的過程中，也有可能出現一廂情愿的理想化現象。因此，他認為依據“經驗”而形成的理論構想，更需要在實踐中驗證與完善。王世元表示，他的內心一直有一個愿望：若有可能，一定辦一所學校，用以驗證理想教育文化的可行性。

為了更清晰地呈現理想教育文化的愿景，讓更多讀者理解理想教育文化的內涵，王世元把理想教育文化涉及到的重要組織——學校、政府、社會的理想教育文化模型，進行了宏觀地、綱要性地、簡略地“勾畫素描”。他通過公民素養教育、學校教育、個體成長的三大范疇來實現理想教育文化和實現觀。

譬如，在談及學校治理模式時，王世元建議將現行大多數學校設置的“教學處”或“教務處”，變為理想教育文化學校的“教學指導處”。經過實踐，他發現，在現行的學校教學處，教育管理者凌駕于一般教育者之上，一般教育者處在弱勢地位，簡單地接受“命令”，或被動地接受管理者的評價，缺少管理者對教育者應有的尊重。這樣的結果，導致教學研究浮于形式，管理失去權威，學術研究基本停滯，教育者成熟期延長，形成學術壟斷。而教學指導處是學校的學術組織機構，既不存在專家與學科教育者之間的競爭，也弱化了學校學科之間統籌管理的難度。可以更好地調動學科教學專家及教育者自身不斷追求卓越的動力，促進教學發展。

他還建議將現行學校的“政教處、德育處”（以下簡稱教育處），變為“學生發展指導處”。在王世元看來，現行的教育處職能，往往以居高臨下的教育者角色自居。“比如，教育處著眼于對受教育者的教育，按照教育者價值定位及價值追求組織受教育者的各項活動，受教育者較少有選擇權，只有按照規定被動地參與，在極有限的范圍內略顯自我，即教育處追求批量地生產價值趨同的教育產品。”教育處還容易對受教育者進行嚴格規范的約束與教育。王世元說，教育處對那些違反學校規定或倡導的思想、言行進行嚴格地規范、約束與教育，對不遵從規范、約束與教育的受教育者進行懲戒與處罰，必要時要求受教育者家長配合教育，這樣也經常帶來家長與學校教育之間產生矛盾，最終往往以家長“妥協”為結果……而學生發展指導處，是建立在理想教育文化基礎上的、指導受教育者的科學發展，是基于對受教育者相對長時期地、認真持續觀察提出發展策略的組織機構。其職責不是“管理約束學生”，而是“把學生當客戶，服務學生”——對學生發展指導處成員教育者的培訓、提升與指導；統籌、策劃受教育者活動安排與組織；負責問題學生的規范與矯治。

“我們也難以確切地告訴讀者，我們找到了教育本質的方向，但我們堅定地認為，從文化的視角探究教育的本質，不失為趨近于教育本質的新途徑。因為理想教育文化的模型，有利于追問教育本質，有利于探索并推進教育研究與教育改革。”王世元說，不管哪一階段的教育或教育傾向，始終要圍繞“人性”這一要素特征進行。因為它是生命個體追求幸福生活最基礎，也是最核心的要素。

在王世元心中，理想教育文化，是他心中教育理想和教育情懷的愿景。在他看來，總結、研究、表達、著書，都不是目的，他心中的愿望，是實驗、探索、實踐，從而在探究教育文化與教育關系的過程中，一路欣賞多姿多彩而有意蘊的迷人風景，最終把理想教育文化變成美好的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