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 作

紀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學術會議之后，章開沅一頭扎進了張謇的研究之中。1962年，他被借調到全國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一邊搜集、整理北洋時期的文史資料，一邊研究張謇。在此期間，他完成了《張謇傳稿》的寫作。稿成，交上海人民出版社。沒多久，稿子被寄了回來，里面貼滿了簽條，都是提醒作者，對張謇的評價太高了，需要加強批判。

章開沅一看，如果按照出版社的要求改，等于整本書都要被推翻。他感覺沒法改，于是把稿子收了起來。這一收，就是20多年，直到1986年才由中華書局出版。

1974年，章開沅被借調到《歷史研究》編輯部。一年后離開編輯部時，人民出版社的編輯、老友林言椒為他踐行。席間，林言椒建議章開沅主持編寫一部大型的《辛亥革命史》。

章開沅的腦海中馬上浮現出紀念辛亥革命50周年學術討論會上吳玉章關于將來要有辛亥革命“大著作”的講話，于是應承下來。

那時，“文革”尚未結束，從事研究，依然要“三結合”，即黨支部、工農兵、專業人員相結合才能寫作，否則沒有“合法性”。

“黨支部”的問題好解決。當時，華師的領導機構是革委會和臨時黨委，本校教師能主持編寫一套由國家級出版社出面組織的著作，黨委書記為此感到高興，表示將鼎力支持。

“工農兵”的問題卻有些棘手。不是找不到工農兵，而是此前的經歷讓章開沅明白，工農兵理論工作者的寫作水平往往不盡人意。他們進來了之后該如何開展研究？果然，后來找到了一些工人，雖然大家干勁十足，但所寫的稿子，基本上都不能用，甚至連修改的余地都沒有，最后只好推翻重寫。

1979年秋，初稿接近完成。這時，章開沅和編寫組的另一位學者蕭致治受美國學術界邀請，前往大洋彼岸進行學術交流。

這次出訪讓他們后來的編寫工作受益匪淺。國內“文革”肆虐，境外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卻迅速發展，并大大拉開了國內外之間的差距。

正是通過這次出訪，編寫組不僅親眼看到了差距，而且還初步明確了應從哪些方面盡快縮短差距，同時也搜集了許多重要資料、信息及有代表性的學術著作。定稿過程中，他們充分利用這些成果，進一步拓展了國際視野、提升了學術水準。

1981年，在紀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學術討論會上，與會學者都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禮物：三卷印制精美的《辛亥革命史》，封面上的書名由宋慶齡親自題寫。這是中國學界第一部大型辛亥革命史著作，海外學者譽其為“最能代表中國大陸研究水平與趨向的學術成果”。

20世紀80年代以后，章開沅一面繼續在辛亥革命史領域精耕深研，一面不斷拓展新的研究領域。彼時，現代化理論風生水起，他主持編寫了一套“中外近代化比較研究”叢書，其中有一冊，是他自己撰寫的《離異與回歸》。

《離異與回歸》從文化的角度，解析了傳統與現代的關系。章開沅此時已擔任華師校長，政務纏身。這本著作都是他每天凌晨四點起床，利用上班前的時間（他自稱為做學問的“黃金時間”）寫出來的。后來，《離異與回歸》在國內不斷被重版，還被翻譯成多國文字。

20世紀80年代中期，章開沅在大陸率先涉足中國教會大學史研究。他曾經笑言：“我一生在學術上做了兩件事。一是把中國的辛亥革命史研究推向世界，并把國外的研究引入到中國；二是讓國際教會大學史研究走進中國，又讓中國的研究走向世界。”    

不過，在研究教會大學的過程中，章開沅還“偶然”卷入了一樁公案。

為了深入研究教會大學史，1988年，章開沅赴耶魯神學院圖書館檢索中國教會大學的檔案全宗。

工作開始不久，章開沅就發現館內保存著貝德士博士的個人專檔。看到自己老師的文獻，學生自然有了濃厚的興趣。于是，他花了好幾天時間，專門瀏覽了這些卷宗。

出乎意料的是，貝德士的個人專檔中，居然保存了大量南京大屠殺的原始資料。

原來，南京淪陷之后，貝德士一直留在南京，參與保護中國難民，抗議日軍暴行，并親眼見證了那場慘絕人寰的大屠殺。

那時，留在南京城里的外國人成立了一個組織，叫作“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貝德士是這個委員會的最后一任主席。因此，該會的往來公文以及許多成員的私人信件、日記、文稿、備忘錄等，都由他保管。

20世紀50年代返美時，貝德士將這批文獻帶回，成為耶魯神學院圖書館的藏品。

粗粗瀏覽后，章開沅便認識到，貝德士保留的文獻是研究南京大屠殺最寶貴的原始資料。就這樣，他又投身于南京大屠殺史的研究之中，相繼出版了《南京大屠殺的歷史見證》《南京：1937.11—1938.5》《天理難容——美國傳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殺（1937—1938）》《從耶魯到東京：為南京大屠殺取證》等專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