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運動的實際領導人

許多人都把陳獨秀創(chuàng)辦《青年雜志》認定為新文化運動開始的日期。《青年雜志》的創(chuàng)刊地點在上海。1915年9月15日，陳獨秀在其創(chuàng)刊號上《敬告青年》的文章中明確宣告：任何不合于現(xiàn)今社會的事物和觀念，即令它是“祖宗之所遺留，圣賢之所垂教，政府之所提倡，社會之所崇向，皆一文不值也。”

1916年9月1日，陳獨秀創(chuàng)辦的《青年雜志》更名為《新青年》。他在第一號中寫道：“慎勿以年齡在青年時代，遂妄自以為取新青年之資格也。”這表明，作為一個“新青年”，不是年齡合適就行，而必須有新的認識、新的觀念、新的作為。

同在《新青年》第一號，還刊登了李大釗的《青春》，文章號召青年人沖破“過去歷史之網(wǎng)羅，破壞陳腐學說之囹圄”，立志創(chuàng)造一個新社會、新國家。

在《新青年》第五號上，胡適發(fā)表了《文學改良芻議》一文。他提出，要以白話文為中國文學正宗，認為真正的文學應當“實與今日社會之情狀”。從這個角度來評價胡適，說胡適是“白話文之祖”并不錯，但胡適這篇《文學改良芻議》的最重要之處是他認為文學必須反映社會現(xiàn)狀，必須言之有物。

陳獨秀接著在1917年2月的《新青年》刊出了《文學革命論》一文，文中對舊道德、舊文化的開戰(zhàn)更為明確。在陳獨秀看來，盡管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皇朝，建立了中華民國，標榜民主和共和，但“黑幕未稍減”，原因就在于“盤踞我人精神界限深蒂固之倫理道德文學藝術(shù)諸端，莫不黑幕層張，垢污深積”。為此，陳獨秀自稱“甘冒全國學究之敵，高張文學革命軍大旗”，“旗上大書特寫吾革命軍三大主義。”這里所說的文學革命軍三大主義是指：

1.“推翻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2.“推翻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3.“推翻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了的通俗的社會文學。”

陳獨秀的這篇《文學革命論》和胡適的《文學革命芻議》的發(fā)表，轟動了國內(nèi)的文化界，被認為是新文化運動的檄文。

1917年4月21日，李大釗發(fā)起組織了中國財經(jīng)政學會。這個學會是在新文化運動蓬勃開展的過程中成立的，李大釗等人擔任責任會員。它的宗旨是“研究經(jīng)濟學理，調(diào)查事實，以期適用于中國。”

1918年9月15日，魯迅的小說《狂人日記》在《新青年》上發(fā)表。這是周樹人首次用筆名“魯迅”發(fā)表的作品，也是魯迅第一篇白話文小說。《狂人日記》的影響是深遠的，它描寫了一“迫害狂”患者的精神狀態(tài)和心理活動，通過主人公“狂人”之口，指責傳統(tǒng)的中國社會是一個“人吃人”的罪惡社會，預告將來的社會必是“容不得吃人的人”。

綜上所述，人們把1915年陳獨秀創(chuàng)辦《新青年雜志》視為新文化運動開始之年，是有根據(jù)的。陳獨秀、胡適、李大釗、魯迅以及其他一些在《新青年》上發(fā)表文章的學者、名人被視為新文化運動的闖將，也是符合當時的實際情況的。陳獨秀提倡的民主與科學（舊稱“德先生”“賽先生”），很快地掀起了一場思想革命、文化革命，沉重打擊了統(tǒng)治中國兩千多年的傳統(tǒng)禮教、傳統(tǒng)道德觀，啟發(fā)了廣大群眾的民主覺悟、革命覺悟，為“五四”運動的爆發(fā)、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奠定了思想基礎。

北京大學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中心

在這里必須指出，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學校長，以及北京大學成為蓬勃開展的新文化運動中心的意義。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學校長。他赴任前，多數(shù)友人認為北京大學校方歷來都是官僚主持校務的，所以多數(shù)友人勸蔡元培不要就任，有礙名聲。也有少數(shù)友人認為，蔡元培接任北京大學校長可以借此機會樹立新校風，整頓教學秩序。孫中山贊成蔡元培接任北京大學校長。他說：“地方當有革命思想的傳播，像蔡元培這樣的老同志，應當去那歷代帝王和官僚氣氛籠罩下的北京，主持全國教育。”

在深思熟慮后，蔡元培慨然出任北京大學校長，改造學校的領導作風，充實學科、學制，倡導平民教育，首行男女同校。他采取“兼容并包”方針，大量引進新派人物，不拘一格招聘專家。在蔡元培校長倡導下，北京大學開創(chuàng)了思想自由的新風。

蔡元培主持北京大學校務期間，陸續(xù)聘請陳獨秀、李大釗、胡適、魯迅等有名望的人來北京大學。這時《新青年》也由上海遷到北京，在北京大學形成了一個以《新青年》編輯部為核心的新文化陣營。

在蔡元培領導下，“德先生”（民主）和“賽先生”（科學）兩大旗幟得到了進一步的闡釋。關于民主的含義，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們認為它有兩層含義，一是指民主精神和民主思想，包括個性解放、人格獨立、民主自由權(quán)利等內(nèi)容；二是指反封建反專制，認為中國要在今日的世界生存，必須放棄幾千年來的帝制、官僚的統(tǒng)治，改為自由、自治的國民政治。關于科學的含義，也應從兩個不同的角度來闡釋，一是反對封建迷信，反對不科學的種種舊觀念，二是向西方國家學習科學技術(shù)、科學知識，尊重科學，及所具有的科學精神，解放思想。

1918年11月15日李大釗在北京天安門演講和在《新青年》1919年1月發(fā)表的文章，被認為是探索新路的代表作。他在《庶民的勝利》演講中說：“協(xié)約國戰(zhàn)勝了，同盟國戰(zhàn)敗了，世界大戰(zhàn)結(jié)束了”，這是“公理戰(zhàn)勝強權(quán)。”在《新青年》發(fā)表的《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這篇文章中，熱烈贊揚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預言“人道的警鐘響了！自由的曙光現(xiàn)了！試看將來的環(huán)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1918年11月16日，蔡元培校長在北京大學生慶祝協(xié)約國勝利大會上發(fā)表演說。他認為“此后的世界，全是勞工的世界”“要認識勞工的價值，勞工神圣！”

這些都表明，新文化運動的發(fā)展預示著分化的加速。一些對西方資本主義制度產(chǎn)生懷疑的人日益傾向于探尋新路。1919年“五四”運動的爆發(fā)使得新文化運動中一部分人在新路上走得更遠，變得更加激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