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工作會議的現實針對性很明顯，而它的落地執行還有賴于官方和民間新的評價系統的建立。說到底，文物是一個民族的先民一代一代傳遞下來的囑托，這個傳承的過程不應被保護開發上的短見所打斷。

全國文物工作會議在京召開，習近平總書記和李克強總理分別針對文物工作做出指示。“增強對歷史文物的敬畏之心，樹立保護文物也是政績的科學理念”，“保護為主、搶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強管理”，“本著無愧歷史、無愧未來的責任心，依法履行管理和監督職責”等觀點，令人印象深刻，是在新一輪改革和發展背景下對文物工作的一次集中闡釋。

召開如此高規格的文物工作會議，這本身就是一個信號。它一方面表達了，一個經濟總量已經超過10萬億美元的大國始終把握著軟硬實力的辯證法，對長遠視野下的文明進步有著清醒的態度和執著的追求；另一方面也是提醒，現下的文物工作并沒有達到與其重要性相匹配的水平，保護力度、管理水準參差不齊，甚至在對其價值的認識上也存在著“跑偏”。

常常關注文化新聞的人會發現，文物、歷史遺存、文化概念的悲喜劇每天都在上演，彼此之間的“待遇”有時判若云泥。這邊廂聽到的是，“大理龍首關遺址因修路被毀”“玄奘埋骨的西安興教寺面臨拆遷”“濟南萬人坑遺址賣給開發商建樓”，哪位的墓園變成了菜園、哪位的故居被拆除、哪里的歷史性建筑成了公廁；那邊廂看到的卻是，四省五地熱搶“炎帝故里”，三地競爭“杏花村”名號，嵩山少林寺與管委會就門票收入對簿公堂……與民族歷史相關的實物和概念，都被放在了資本公式中計算，能變現的往往洛陽紙貴，不能資本化運作的大多命運多舛。

現代社會里，概念、傳統、古跡、文物等文化資源已經作為一種無形的資本進入經濟運作，文化哲學學者曾有過深入的描述。一旦這些歷史人文的遺存被單純當做“文化資本”看待，文物保護就很容易被商業邏輯綁架，文化發展規律就往往要服膺于收益最大化的原則。其產生的結果就是，缺少市場價值的文物古跡在事實上被拋棄，而能帶來巨量門票收益、雕塑地方文化品牌，或者能夠起到“文化搭臺、經濟唱戲”功能的歷史遺存，也常常蒙上了過度開發、過度商業化的陰影。

從這個角度看，會更明白習近平強調“樹立保護文物也是政績的科學理念”的深意，以及“保護為主、搶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強管理”幾條方針的排序和邏輯關系。事實上，雖然文化具有創造市場收益的能力，但文物古跡同樣具有公益性、歷史性和民族性，其高水平的保護和利用，正是建立在對以上多重價值的平衡之上。

文物工作會議的現實針對性很明顯，而它的落地執行還有賴于官方和民間新的評價系統的建立。對于前者而言，應該借鑒環保進入干部考核規章的經驗，將文保工作績效納入政績考察；后者則意味著，要賦予基層文保工作者、文物專家等泛文化群體更多的話語權，形成對文物工作問計糾偏的習慣。說到底，文物是一個民族的先民一代一代傳遞下來的囑托，這個傳承的過程不應被保護開發上的短見所打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