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婦女兒童醫療中心聯手支付寶、芝麻信用，推行“先診療后付費”。芝麻信用評分650分以上的用戶，免除所有排隊付費環節，可以看完病回家再交錢。這項個人信用的社會化應用，為患者節省了大量時間，就醫體驗更加舒適快捷，也削減醫院收費窗口的工作量，節約大量成本。（4月7日《人民日報》）

作為緩解“看病難”“看病貴”的一項積極舉措，嘗試實行“先看病后付費”，顯然已非廣州婦兒醫療中心的首創。不過，因應“互聯網+”的發展趨勢，醫院聯手支付寶、獨立第三方征信機構芝麻信用等，通過一定的規則要求，方便患者不帶錢也可享受掛號、診療、檢查、拿藥等全程服務，等回家之后再付清費用，則讓這項醫療新舉有了更為廣闊的用武之地。

其實，“開展先診療后付費模式試點”，早在2013年就再度被寫入衛生部年度工作要點。只是當時，國家衛生部門有關負責人也表示，這種模式要在全國推行，一些基本條件尚不具備。一是大醫院的醫保報銷比例相對較低，這項制度更適合二級和以下醫院，三甲醫院不太適用；二是由于個別地區的患者逃費現象時有發生，還需社會信用體制的進一步健全；三是各地的醫保結算尚未實現全國聯網，醫保無法實現跨省結算。盡管“先看病后付費”在今天也仍屬于探索階段，但我覺得，廣州模式的這項醫療付費制度，或許更該視作是為全社會開出的一帖“誠信藥”。

利用互聯網和第三方平臺輔助的誠信約束規則，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確保患者“先看病”之后的不敢逃費。因為，這當中的違規當事人，除了會以負面記錄的形式降低其信用評分，進而勢必影響到信用生活的各種便利；同時，醫院保留對病人的追索權，只有付清欠款后才能再次掛號。這就不單單是一種醫療費用的欠與被欠，更成為了公民個人“信用價值”的重要體現。

而對于醫院來說，“先看病后付費”將大幅度削減掛號、收費窗口的工作量，可以節約不少的人力成本和管理成本。但從更深遠的社會意義上來看，這更像一筆“信用交易”和“信用合作”，其實質也在檢驗著醫患關系的日益改善，以及醫患互信的不斷增強。換言之，“先看病”是施信于人，而“后付費”則是以誠報信。這樣的和諧關系與時俱進，當然也是誠信建設的美妙圖景了。

“先看病后付費”之所以能成輻射社會的一帖“誠信藥”，是因為按著廣州的模式，它以融入了互聯網監督下的自律與他律；在這種新的規則和機制之下，誰若失信違約，不但“負評昭昭”、無可抵賴，而且還會連帶著附上一種信用缺失的“老賴形象”，使當事者背負在諸多方面“得不償失”的隱患和包袱。如此說來，這種“前車之鑒”，豈能不給更多局外人也起到教育警醒作用。

事實證明，“先看病后付費”絕非大醫院的雷區或禁區。現實中，為什么總有一些寡誠失信之人，毫不忌憚于“誠信無價”的諄諄勸告？依我之見，原因還在于，目前的某些制度設計與配套，尚未真正形成“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嚴密關聯和貫通。而相比之下，廣州婦兒醫療中心聯手各方開出的這帖“誠信藥”，就顯得“配方合理”且“藥效強勁”了。（司馬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