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樁冒名者已被抓、當事人能自我舉證、當地公安機關和錄入機關都已確信吸毒者信息錄入有誤的個案，在信息更改上卻如此費周折，其中的梗阻只能從制度上破解。

陜西男子王濤遭親戚冒用身份，“被吸毒”長達10年，其乘火車、住酒店均遭尿檢，前妻還與他離婚。在駕照又因此被吊銷后，王濤被迫走上自證清白之路。2015年7月警方承諾“盡快處理”，但因吸毒人員信息變更手續復雜，至今仍未徹底解決。

因為信息錄入有誤，無辜者長期被當做吸毒人員，很難享有完整的公民權利。無論是為了正確執法，還是有效保護公民權利，執法部門都應在查證屬實的基礎上，盡快改正錯誤信息。令人不解的是，在常人看來證據材料已確實充分的情況下，吸毒人員數據庫里的錯誤信息卻仍改不過來，這種遲滯的癥結究竟何在？

不可否認，造成王濤“被吸毒”的處境不能完全歸咎于公安民警，很大程度上是其缺乏對自己身份信息的保護意識，以致在身份證信息被冒用后既沒有及時報案，也沒有向公安機關申請身份證掛失。但現在的問題在于，當公民能夠證明自己的身份被冒用，自己并非吸毒數據庫里的吸毒者，為什么數據庫里的錯誤信息還如此難改呢？

執法部門的解釋是，“吸毒人員信息的刪減、改正手續非常復雜，資料種類很多，后來又說缺少材料，給我們退回來兩次，今年3月份又有新的規定，需再增加部分材料”等。誠然，吸毒者信息直接關系到公民權利，其刪改必須走法定的手續和程序。然而這種手續和程序的設定，應以保障信息更改的客觀、真實、公正為前提，而非不講原則的隨便設置障礙，甚至忽略基本的科學性、合理性，人為附加不必要的條件。

那么，申請吸毒人員信息更改，究竟需要哪些證明材料？這些材料和手續設計是否合理？應否向社會公開？為何錄入機關兩次向上級部門提交材料申請修改均被退回？這中間是制度設計的問題還是執法者個體的因素？如果一系列的制度設計不是為了最終的真實客觀公正，而是出于某種免責考慮，那么就很難避免在執法程序中被植入“循環證明”或形式主義的做法。

同時，此事還暴露出執法機關協作的痹癥。錯誤信息被錄入系統后，王濤所在派出所曾多次將王濤非吸毒人員的結論上報，得到的反饋是該信息只能由錄入單位刪改。這種權限設計或許合理，但執法上的內部協作幾乎沒有。不難看出，雖然執法的信息聯網了，但執法的思維與方式仍是碎片化狀態。現代信息社會，一樁冒名者已被抓、當事人能自我舉證、當地公安機關和錄入機關都已確信吸毒者信息錄入有誤的個案，在信息更改上卻如此費周折，其中的梗阻只能從制度上破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