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象中,經濟學大師普遍高壽。而這種高壽自然與他們在思想上的不斷追求所迸發出的無限生命力不無關系。

諾斯1920年出生于美國馬薩諸塞州,自1946年開始了他長達70年的執教生涯。諾斯開創性地運用新古典經濟學和經濟計量學來研究經濟史問題,建立了包括產權理論、國家理論和意識形態理論在內的“制度變遷理論”,是新制度經濟學的創始人。

如今斯人已逝,但諾斯留下制度思考范式依然閃爍著不可磨滅的理性光輝。我們緬懷諾斯,不僅僅因為他是經濟學的巨擘。事實上,諾斯也是中國經濟改革史上一座繞不開的豐碑,他的新制度經濟學理論在中國經濟發展的理論中也擁有著特殊的地位。

提及新制度經濟學,或許“學術范兒”略濃;但若談到“供給側改革”,絕對是近期的熱詞。進入11月以來,中央高層頻頻提及供給側改革。辯證唯物主義告訴我們,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處在普遍聯系之中,而供給側改革與新制度經濟學之間的聯系更是千絲萬縷。

何謂新制度經濟學?制度是經濟增長的終極決定方式,制度成本高,國家或成為失敗國家,或者跨不過去中等收入陷阱;制度成本低,便可實現經濟的持續增長直至成為發達國家。

而供給側改革的核心,就是降低制度成本,包括交易成本、各種稅費、融資成本、社會保障成本等。從諾斯的制度范式來分析,所謂供給側改革,就是通過供給的頂層設計,一方面降低企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將困擾企業種種制度性桎梏一舉打破,實現企業的制度松綁;另一方面,供給側改革,更是通過供給側的結構調整,提高供給的質量與效率。

長期以來,出口、投資、消費一直被視做我國經濟發展的“三駕馬車”。面對著中國經濟步入新常態,出口、投資已經逐步顯現乏力,于是政府不斷發力促進消費。

然而我們的消費不是需求不足,看看近兩年愈發紅火的跨境電商,看看每年中國居民在海外瘋狂掃貨,連馬桶蓋也要遠渡重洋奔赴日本購買,便可知中國消費者的購買力十足。

問題的關鍵在于,當下中國的消費面臨著“供需錯位”的矛盾。一方面,傳統中低端消費供給嚴重過剩,另一方面,高品質消費供給不足。所以我們才需要進行供給側改革,化解產能過剩,將之轉化為有效產能。這也正暗合了諾斯的產權理論,即經濟能否增長往往受到有無效率的產權的影響。

諾斯曾經說過:“歷史總是重要的,今天和明天的選擇是由過去決定的。”時間不會因為誰的偉大而停止,但思想確實可以超越眼下。在人人都想成為大師的今天,諾斯這樣的大師過于稀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