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說產業升級,就是作為個案的企業調整,也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變局總是難免。東莞稍稍轉身,或者長三角珠三角率先轉型,要做到無風險、無成本,現實難度很大。世界在變,中國也在變,東莞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就提出:其他城市數倍于東莞的土地資源優勢,北上廣深等中心城市和自貿區的“磁吸效應”,制造訂單的“去中國化”趨勢等,都將是東莞“成長中的煩惱”。面對“用工荒”等困局,東莞主動選擇了“機器換人”。可以預估的是,這也將是更多勞動密集型城市接下來轉身的必選路徑。

在傳統制造業轉型、世界經濟面臨下行的雙重壓力下,“機器換人”的選擇很容易被貼標簽為“倒閉潮”,進而導致人心惶惶。廠房撂荒長草的的確不是沒有,但這一輪“機器換人”,更多的還是積極意義上的大勢所趨。自阿蘭·圖靈提出“人工智能”概念迄今,一晃大半個世紀過去,今天的工業4.0繞不開工業機器人的支撐;同理,《中國制造2025》也離不開“人工智能”的核心。據新戰略機器人產業研究所的統計,2014年全球工業機器人銷量增長26.4%,中國增勢最為迅猛,達55%,年銷售5.65萬臺左右。“機器換人”之后,企業人工成本與管理成本可能會大幅下降,而終端用人市場的倒逼,必然會促使產業工人適應數控要求、提升勞動技能,進而獲得更體面的勞動價值兌現。

這些道理,大家都懂,可依然有疑問:機器換了人,人往哪兒去?

悲觀主義者認為,換人之后,“打工者就像流通不出去的貨幣”。由于企業倒閉或換機器而“剩余”的勞動力,確實會遭遇一時迷茫期,職業沒了,保障沒了,生存也成了問題。但是,不管怎樣的人工智能,都需要人來控制,在精度等問題上還需要人來校準。更重要的,在于下述兩個層面:一是分工精細化,能部分解決制造專業化帶來的崗位問題。就像一部手機,生產線上的工人越來越少,但它從貼膜到移動電源等環節,周邊產品與服務卻越來越豐富。制造業原有環節需要的人,肯定會日趨減少,制造業的鏈條卻在精細化的趨勢中延伸并拉長。二是伴隨著實體經濟轉型,勞動技能培養的轉型,也可以相得益彰。比如教育部、發改委、財政部近日聯合下發《關于引導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應用型轉變的指導意見》,鼓勵創新應用型技術技能型人才的培養模式。人與市場更近一點,就不怕崗位太空懸。

“機器換人”開始了,勞動者倒無須太過悲觀。因為,我們的人口紅利時代即將終結,勞動力越來越昂貴、越來越稀缺。公共服務部門須引導勞動力有序流動,幫他們找到“心若在夢就在”的歸處。把就業上的結構性問題解決好了,“機器換人”的就業陣痛并不會如金融危機年代那么復雜、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