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閉落后，遠離現代文明，絕非想象中的“香格里拉”

　　20世紀30年代，英國作家詹姆斯·希爾頓在《消失的地平線》一書中，描繪了夢幻般美妙絕倫的人間樂土——“香格里拉”。此后，追尋“香格里拉”成為許多人的夢想，有人甚至把西藏視為“香格里拉”的原生地。然而，這只是人們的善良愿望，舊西藏根本不存在“香格里拉”。

　　舊西藏的落后從以下情況可略窺一斑：直至1951年和平解放時，西藏沒有一所近代意義上的學校，青壯年文盲率高達95%；沒有現代醫療，求神拜佛是大部分人醫治疾病的主要辦法，人均壽命只有35.5歲；沒有一條正規公路，貨物運輸、郵件傳遞全靠人背畜馱；僅有一座125千瓦的小電站，且只供十四世達賴及少數特權者使用。

　　親歷舊西藏的中外人士無不被其落后的社會場景所觸動，并留下許多身臨其境的描述。1945年，李有義在西藏實地考察數月后觀察道：“在沿著雅魯藏布江中下游約1700多英里的旅程中，我所看到的是一派衰敗的景象。在每天的旅程中都能看到幾處人去樓空的廢墟，壟畝痕跡依稀可辨，人煙卻已杳杳。我所經過的這種‘鬼鎮’何止百處……我出發考察時正是秋收季節。這個季節就是在內地比較落后的農村里，你也可以在農民的臉上看到收獲的喜悅。但是在1945年的西藏農村，我卻不曾看到一副喜悅的面孔。我所看到的是貴族和‘差領巴’（收租人）對農奴的怒吼和鞭打，我所聽到的是農奴的哭泣和嘆息聲。”

　　原英國《每日郵報》駐印度記者埃德蒙·坎德勒在1905年出版的《拉薩真面目》中也寫道：拉薩“這座城市臟得無法形容，沒有下水道，路面也沒有鋪砌石塊。沒有一棟房子清潔干凈或經常有人打掃。下雨之后，街道就成了一洼洼的死水塘，豬狗則跑到這些地方來尋找廢物渣滓”。

　　曾任西藏自治區廣電廳廳長的杜泰（藏族）回憶說：“當1951年我來到拉薩的時候，這座城市的貧困和破敗確實也出乎我的意料。那時候，拉薩除了大昭寺周圍的八廓街，幾乎沒有一條像樣的街道，也沒有任何公共服務設施，沒有路燈，沒有供水和排水設備。街頭經常看到凍餓而死的人的尸體，還有乞丐、囚犯和成群的狗。大昭寺西面是叫‘魯布邦倉’的乞丐村，小昭寺周圍也是乞丐聚合地。當時乞丐竟有三四千之多，占城市人口的十分之一強。”

　　1950年，原西藏地方政府噶倫、后來擔任過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阿沛·阿旺晉美向噶廈發電反映昌都地區情況時說：“因時世混濁，民不堪命，這里有的宗（相當縣）內僅有七、八戶還有糌粑，其余全以食元根（即蔓菁）為生，乞丐成群，景象凄涼。”

　　大量事實證明，到20世紀中葉，西藏的舊制度已經走到了盡頭。阿沛·阿旺晉美曾回憶說：“記得在40年代，我同一些知心朋友曾多次交談過西藏舊社會（制度）的危機，大家均認為照老樣子下去，用不了多久，農奴死光了，貴族也活不成，整個社會就將毀滅。”

　　20世紀50年代，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和地區已實現了政教分離，此時的西藏仍然實行著這種落后的制度，嚴重阻礙著西藏社會的發展進步，使西藏與現代文明漸行漸遠。19世紀后，世界許多國家和地區掀起廢奴運動，英國、俄國、美國等國紛紛廢除奴隸制度。1807年，英國議會通過法令禁止本國船只參與奴隸販運交易。1861年，俄國皇帝亞歷山大二世正式批準了廢除農奴制度的“法令”和“宣言”。1862年美國總統林肯發表《解放黑人奴隸宣言》，1865年美國國會通過《憲法第13條修正案》，正式廢除奴隸制。1948年，聯合國大會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規定：任何人不得使為奴隸或奴役；一切形式的奴隸制度和奴隸買賣，均應予以禁止。在農奴制近乎絕跡的20世紀中葉，世界上最大的農奴制堡壘依然盤踞在中國的西藏，這不僅阻礙著中國社會發展進步，也是對人類文明、良知和尊嚴的羞辱。

　　隨著新中國的建立及中國社會的發展進步，在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西藏舊制度被徹底廢除。然而，十四世達賴集團卻逆歷史潮流而動，非但不反思舊西藏政教合一制度的黑暗殘暴，反而留戀不舍，夢想著有朝一日把這種制度重新搬回西藏。對此，十四世達賴集團的有關文件有著清楚的記載。1963年制定的《西藏未來民主憲法（草案）》中稱：“西藏以佛祖所教誨之佛法精神為基礎，建立一個民主統一的國家”。1991年制定的《流亡藏人憲法》規定：“未來西藏的政治是在堅持非暴力原則的基礎上建立一個政教合一、自由安定的民主聯邦共和國。”1992年制定的《西藏未來政體及憲法要旨》將“政教相輔”規定為未來西藏的政治性質。2011年修訂后的《流亡藏人憲法》規定：未來西藏政治是“政教結合”。

　　二、 新西藏走上了一條正確發展道路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西藏發生了歷史性的轉變。1951年，西藏實現和平解放，為徹底將帝國主義勢力驅逐出西藏創造了條件。1959年，西藏實行民主改革，一舉結束了延續幾百年的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1965年，西藏自治區成立，社會主義制度建立。1978年后，中國開始改革開放，西藏現代化建設不斷取得新成就。進入21世紀以來，西藏的發展駛入快車道，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不斷取得新進展。經過60多年的建設發展，西藏各族人民逐步探索出具有中國特色、西藏特點的發展路子，一個傳統與現代交相輝映的新西藏呈現在世人面前。

　　——新西藏的發展道路，是中華民族大團結之路

　　近代以來，由于帝國主義的侵略，西藏面臨著是統一于中華民族大家庭還是從中華民族大家庭中分裂出去的兩種命運。英國殖民者先后于1888年和1904年兩次武裝侵略西藏，強迫當時的中國清朝（1644－1911年）政府簽訂不平等條約，取得在西藏的大量特權。清朝滅亡后，英國殖民者積極培植西藏分裂勢力，制造“西藏獨立”問題。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西藏上層分裂分子和帝國主義勢力加緊策劃“西藏獨立”，企圖把西藏從中國分裂出去。中央人民政府根據西藏的歷史和現實情況，決定采取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針，堅定維護國家的統一和領土完整。十世班禪等藏族各界愛國人士也紛紛發出解放西藏的呼吁，要求中國人民解放軍進駐西藏，維護國家統一。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簽訂《關于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以下簡稱《十七條協議》)，西藏宣告和平解放。十四世達賴于10月24日致電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表示：“西藏地方政府及藏族僧俗人民一致擁護，并在毛主席及中央人民政府的領導下積極協助人民解放軍進藏部隊鞏固國防，驅逐帝國主義勢力出西藏，保護祖國領土主權的統一。”

　　和平解放使西藏擺脫了帝國主義侵略勢力的羈絆，宣告了帝國主義制造“西藏獨立”圖謀的破產，實現了中華民族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大團結。和平解放還解決了達賴和班禪相互之間的歷史遺留問題，促成了西藏內部的大團結。西藏和平解放后，中國政府逐步廢除了外國在西藏長期享有的特權。1954年，中國和印度簽訂了《關于中國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間的通商和交通的協定》，取消了印度繼承的英國侵略西藏遺留下來的特權。1956年，中國和尼泊爾簽訂《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尼泊爾王國保持友好關系以及關于中國西藏地方和尼泊爾之間的通商和交通協定》，解決了西藏地方與尼泊爾歷史上的遺留問題。

　　在此后的半個多世紀里，在中華民族大家庭中，西藏各族人民與全國各族人民同心同德，風雨同舟，建立起平等、團結、互助、和諧的民族關系，藏族與其他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誰也離不開誰。在維護國家統一、反對民族分裂的斗爭中，西藏各族人民緊密團結在中央政府周圍，經受住了各種困難和風險的考驗，維護了中華民族的團結和國家統一。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進程中，西藏各族人民與全國各族人民共享國家發展成果和榮耀。

　　為幫助西藏擺脫貧窮落后狀態，加快發展步伐，中央政府發揮社會主義制度和體制優勢，舉全國之力支援西藏建設，以優惠的政策和巨大的人力、物力、財力，不斷為西藏的發展注入新的動力。60多年來，中央財政不斷加大對西藏的財政轉移支付力度。1952－2013年，中央政府對西藏的各項財政補助達5446億元，占西藏地方公共財政支出的95%。1980年以來，中央先后五次召開西藏工作座談會，從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全局出發，對西藏的發展建設作出整體規劃。從1994年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談會開始，中央實施對口支援西藏的政策，安排60個中央國家機關、18個省市和17家中央企業對口支援西藏。20年來，先后有七批5965名優秀干部進藏工作，實施援藏項目7615個，投入援藏資金260億元，主要用于改善民生和基礎設施建設，為西藏經濟社會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2010年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談會后，中央政府按照省市財政收入的千分之一核定了17個援藏省市的援助資金量，并建立了穩定增長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