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記》當代價值的挖掘與弘揚

　　《禮記》的思想內容非常深厚而豐富，它以禮樂為核心，涉及政治、倫理、哲學、美學、教育、宗教、文化等各方面思想學說。上自治國方略、社會發展規律，下至家庭倫理準則，在《禮記》中都有專門篇章論述。《禮記》不僅在儒家文獻體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而且對中國傳統文化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直至今天，《禮記》仍然具有重要的思想和學術價值，尤其對于我們當今所進行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社會建設具有重要的借鑒和指導意義。

　　前已述及，一般認為儒家思想學說的核心是“禮”，而《禮記》是儒家“禮”文化的主要載體。因此，可以認為《禮記》的當代價值就是儒家“禮”文化的當代價值。那么，作為中國傳統文化核心的“禮”，作為我國古代封建帝制社會綱紀的“禮”，有沒有當代價值？答案是肯定的。

　　中國古代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后的2000余年間，儒家所倡導的“禮”基本上一直被作為“修身”與“治國”的規范。自上世紀初推翻帝制、走向共和以后，我國社會形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革，數千年來作為中國傳統文化核心的“禮”不僅失去了其作為社會綱紀、社會規范的地位，且往往被看做是“垃圾”而遭到否定。

　　實際上，儒家倡導的“禮”固然有一些成分在今天看來是陳舊、過時的內容，但毫無疑問也存在許多對我們進行現代化建設具有積極意義的內容。一個民族文化的更新，總是在傳統文化基礎上的更新。拋開昨天，不可能正確地對待今天。要創造和建設社會主義新文化，就有必要對先人所留傳下來的文化遺產進行清理和研究。“禮”作為我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必定有其當代價值。我們應秉持批判繼承的態度來挖掘、弘揚《禮記》中所蘊含的儒家“禮”文化的當代價值，為我們當今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建設服務。

　　從近代以來“大同”、“天下為公”和“小康”思想的社會實踐看《禮記》的當代價值。《禮記·禮運》中體現了儒家在社會政治思想方面的價值。本篇所提出的“大同”、“天下為公”和“小康”等政治思想對后世影響很大。

　　《禮記·禮運》是以孔子與其弟子子游問答的形式提出了中國歷史上著名的“大同”社會理想，并進而說明“天下為公”是大同社會的特征。而禮制是“大道之隱”之后的“小康”社會的產物，然后著重敘述了禮的起源、發展、演變以至于完善的過程，并探討了圣王制禮的根據、原則，禮與仁、義、樂、順等的關系，以及禮制的運行規律。本篇對“天下為公”的大同社會的理想化描述，體現了儒家的社會理想。

　　《禮記·禮運》所提出的“大同”、“天下為公”和“小康”等政治思想曾被我國近現代史上康有為、孫中山、鄧小平等偉人先后引用，來表述、闡釋自己的政治思想，并以此指導自己的社會實踐。由此可以反映《禮記》在社會政治方面的當代價值。

　　清末戊戌維新運動的領袖康有為曾經撰寫了《大同書》來闡發其社會改良思想。《大同書》雖深受西方進化論學說和空想社會主義的影響，但從總體上說，還是根植于《禮記·禮運》提出的“大同”思想。康有為依據《春秋》公羊三世說和《禮運》中的“小康”、“大同”說，表述了人類歷史發展的三個階段，即由“據亂”進為“升平”（小康），由“升平”進為“太平”（大同）。進入大同社會后，人們都成為快活無比的“神圣”。顯然，康氏在《大同書》中追尋的理想社會，蘊含了儒家傳統社會理想特色。

　　在我國近代史上特別推崇并極力弘揚《禮記·禮運》倡導的“天下為公”思想的是孫中山先生。孫中山在推翻清朝統治、建立民國的革命運動中曾多次題寫《禮記·禮運》倡導的“天下為公”的條幅匾額，主張建立一個公平、公正的社會。

　　上個世紀后半期，我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汲取《禮記》一書的思想精華，結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實際國情提出“小康社會”這一新概念。“小康”在《禮記·禮運》中蘊含著富足、禮義和公正的社會理想。上個世紀70年代末，鄧小平同志最早使用“小康”這一概念規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目標，后于1981年又明確提出了“小康社會”的概念，并對小康社會的標準、內涵、實現途徑和時間都作出了明確闡釋，表示“小康社會”就是“中國式的現代化”。此后，我們黨和國家一直根據鄧小平同志的“小康社會”理論進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經過30多年的建設和發展，現已初見成效。中國共產黨的十八大向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發出號召：堅定不移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奮斗。

　　從當代“和諧社會”建設看《禮記》的當代價值。儒家所倡導的禮樂文化的主導精神就是“和”、“和諧”。它主要是用來調節和制約人的行為的。它調節著人的主觀欲求和客觀現實之間的矛盾，使二者之間達到一種能夠維持人類社會和諧共處的平衡狀態。

　　《禮記》許多篇章從不同的角度闡述了儒家禮樂文化“和”的精神及其重要意義。《禮記·儒行》明確提出：“禮之以和為貴。”可見儒家禮樂文化的基本精神是崇尚、注重和追求和諧。這一基本精神，決定了“禮”的社會功用，即協調各階層的關系，實現整個社會的和諧有序。可見，在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學派看來，“禮”與“樂”的最大特點與功能都體現在“和”上。

　　這種“貴和”的價值取向就是主張并要求社會各個階層的人都應當在“禮”的框架之下和平共處。當個人與他人、個人與社會之間發生矛盾與沖突時，應采取包容、商量、謙讓的態度，求大同存小異。只有這樣才能建立起協調的人際關系和群際關系，形成良好的社會秩序，從而使整個社會形成安定有序的局面。

　　進入21世紀后，黨和國家把“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作為全黨全國的歷史任務，甚至提出了和平崛起的宏偉目標。這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中國傳統禮樂文化中“貴和”的特色，是對優秀傳統文化有批判地繼承和超越，實際上體現了向崇尚和平的中華民族精神的回歸，也可以說是《禮記》一書當代價值的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