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1988年開始擔任全國政協(xié)常委,那時是第七屆,然后第八、九、十、十一屆，可以說是一名老委員了。

　　作為全國政協(xié)委員，必須要關心全局性的國家大事和世界形勢。具體作為文藝界別的委員，由于文藝方面的事情關系我的本行，且雖非選舉產(chǎn)生也還是這個領域的一名代表，更多注意并思考文藝界的事應該是我的職責。1988年我還在中央音樂學院院長兼中國文聯(lián)黨組書記任內(nèi)，當時正負責籌備第五次文代會。記得就在全國政協(xié)七屆一次會議期間便應文藝界委員們要求，舉行了一次關于文代會籌備工作的專題座談會，由我主講介紹情況并回答提問聽取意見。會開得很好，座談結束后，那時的老委員、戲劇界前輩張庚同志稱贊了我的情況介紹，認為使得他對即將召開的五次文代會“有了清楚的認識”。是全國政協(xié)開會才給了我這個和文藝界的那么多重要人士為文代會的順利召開溝通看法的難得機會，實際成為文代會前和全國文藝界的首次“通氣會”，也成了我這個政協(xié)新委員的“亮相”，并是否也能算作把黨中央當時準備即將在文藝界進行的一項重大活動提前和文藝界部分代表人物開展了一次“政治協(xié)商”呢？我想這對那一年順利召開的中國文聯(lián)第五次代表大會是產(chǎn)生了好作用的。對這件事我印象比較深，因為我乃是這樣開始我的政協(xié)委員活動的。也許可以說，這種“聯(lián)系實際”的活動方式也成了我這十多年來作為政協(xié)委員履行自己職責的主要模式和所關注問題的來源和依據(jù)。

　　能夠記得的十多年來在政協(xié)我主動介入或積極參與的較有影響的活動，大約還可以提到下面這件。

　　八屆一次會議時幾位中央領導曾一同來到文藝界聯(lián)組和委員們見面座談，大家都搶著發(fā)言。那時中央樂團首席指揮、老友李德倫托我有機會向黨中央反映有關某公司擬贊助經(jīng)費困窘的中央樂團，條件是需附加公司名稱在樂團名稱之前，實際成了樂團改名的事，請求領導同志予以關注干預。我和中央樂團團長嚴良堃委員抓住這個機會講了音樂界困難處境，提出了“救救中央樂團”的呼吁，引起了中央領導的嚴重關注，馬上發(fā)表了意見，立即就請有關部門同志對此事加以了解處理，并就支持嚴肅、高雅音樂問題作了十分重要的指示。這成了轟動音樂界的特大事件，為改善當時在一些低俗流行音樂浪潮沖擊下的嚴肅、高雅音樂尤其是交響樂的困境起了巨大作用，說這影響實際上持續(xù)至今也毫不過分。

　　國家形勢和世界形勢都發(fā)展很快，我想，我這個老委員也得要繼續(xù)學習，緊跟時代的步伐，盡可能再多做些對文藝、對教育、對國家和社會都有益的工作。

　　（作者為第七、八、九、十、十一屆全國政協(xié)常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