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別是人民政協產生、存在和發展的組織基礎。通過界別履行職能、發揮作用既是人民政協的顯著特色，也是其獨特的優勢。

　　人民政協的界別經歷了怎樣的生成、延展、壯碩的成長史？

　　人民政協界別的生成與延展

　　人民政協成立之初，尚沒有界別之說，但按界別組成的屬性是與生俱來的。第一屆政協全國委員會包括46個參加單位，由14個黨派、16個團體和方面、9個地區、6個軍隊以及特別邀請人士等各界的代表組成。

　　1954年，政協不再代行全國人大的職權，其參加單位發生了較大變化，區域、軍隊代表不再參加人民政協組織。

　　1978年的全國政協五屆一次會議，增加了體育界的委員，旨在促進體育事業的發展。1983年，第六屆全國政協增加了來自“中華全國臺胞聯誼會”和“港澳同胞”的委員，促進愛國統一戰線的形成。

　　1993年，第八屆全國政協設立了“經濟界”，反映出市場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經濟結構變化。1998年，伴隨著港澳地區地位的改變，第九屆全國政協將“香港同胞界”改為“特邀香港人士界”，“澳門同胞界”改為“特邀澳門人士界”，回應了香港和澳門回歸后委員身份的變化。

　　2003年第十屆全國政協將原來的“社會福利界”調整為“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界”。

　　“界別”概念正式出現在政協章程中是2004年，在政協章程第二十條中規定，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由中國共產黨、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人民團體、各少數民族和各界的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同胞、澳門特別行政區同胞、臺灣同胞和歸國僑胞的代表以及特別邀請的人士組成，設若干界別。章程第三十條也涉及到“界別”，即每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的參加單位、委員名額和人選及界別設置，經上屆全國委員會主席會議審議同意后，由常務委員會協商決定。“界別是政協的基本單元和組織形式”的論斷在人民政協理論中被確立。

　　至此，全國政協共設34個界別，分為黨派、人民團體、社會各界和特邀人士四大類。黨派包括中共、民革、民盟、民建、民進、農工黨、致公黨、九三學社、臺盟、無黨派人士共10個界別。人民團體包括共青團、工會、婦聯、青聯、工商聯、科協、臺聯和僑聯共8個界別。社會各界包括文藝、科技、社科、經濟、農業、教育、體育、新聞出版、醫藥衛生、對外友好、福利保障、少數民族和宗教共13個界別。特邀人士包括特邀香港人士、特邀澳門人士和特別邀請人士共3個界別。

　　地方政協在各個歷史時期基本上按照全國政協的界別設置框架進行對應和微調。

　　人民政協界別設置的歷史沿革有一定規律，首先是：政協界別設置始終回應著社會變化。根據國家的政治、經濟發展以及社會階層的重大變化，界別適時微調，順應了時代進步的要求。其次，政協界別設置始終順應著統一戰線的發展變化。人民政協首先作為我國統一戰線組織而存在，60多年來政協的界別設置調整適應了我國統一戰線從中國人民民主統一戰線向中國人民愛國統一戰線的發展變化，對于促進我國統一戰線事業蓬勃發展，具有積極的意義和作用。第三，政協界別調整始終是漸進完善的過程。

　　不難看出，伴隨著一次次變化，界別的包容性、廣泛性和代表性優勢愈見凸顯。

　　人民政協界別集中體現政協智力、組織、制度優勢

　　中共十八大提出健全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并要求切實發揮人民政協協商民主重要渠道作用。十八屆三中全會把界別協商確立為人民政協四大協商形式之一。黨中央的新戰略、人民政協的新任務使界別作用得到進一步強化。

　　十二屆全國政協重視加強界別組織建設，繼續完善了界別小組召集人、專委會聯系界別等機制，積極開展界別調研、視察、提案、發言、反映社情民意和界別委員聯誼活動。通過界別渠道收集反映界別群眾的想法愿望，凝聚各界別群眾的智慧與力量，促進下情上達和上情下達，實現了作為黨和政府聯系群眾的橋梁和紐帶的使命；實現了發揚民主，擴大社會各界有序政治參與的使命。

　　就界別委員共同關注的問題，與黨政部門進行協商座談，提出意見建議。界別協商的探索與實踐更是成為人民政協發揮協商民主重要渠道作用的一大亮點。

　　2013年11月21日，“發揮人民政協的界別優勢，為維護職工群眾切身利益、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建言獻策”為議題的全國政協界別協商會在北京召開。

　　十二屆全國政協創建的雙周協商座談會，根據會議議題，約請相關界別的委員和部門負責同志面對面交流、真誠協商，推動了界別協商與專題協商、對口協商、雙周協商座談會相融合，創造了發揮界別優勢和作用的新模式。

　　從政協34個界別幾乎能看到中國社會結構的“橫切面”：包括執政黨在內的9個政黨、56個民族、5大宗教以及農工商學軍各行各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