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哪，我來這里干什么？”

　　第一天上班，龍應臺一個人在辦公室打掃，慢慢有人走進來，她一個一個地認識，“剛開始會覺得，好像面對一群可愛的‘烏合之眾’。他們都是來自完全不同部門的人，自己都不知道‘文化部’要干什么，既沒有共同的目標，也沒有共同的工作方法，彼此間也沒有默契。”

　　臺灣“文化部”，是2012年5月從“文建會”“新聞局”“研考會”“教育部”等四大塊業務部門正式合并而成的。不僅業務變成原先的四倍，內部人員彼此也不太熟悉。對于剛上任的龍應臺來說，如何整合“老樹與雜草”，讓“文化部”的地下管線接起來，并非易事。

　　像在大學任教期間組織“思沙龍”一樣，龍應臺每隔兩三個月，就把各部門的負責人招呼到家里來Party。從六點多一起吃晚餐，到晚上十一二點，交流想法。建立一個“共識營”，一起討論下半年的目標、困難。

　　可壓力不僅來自內部的整合。

　　龍應臺發現，作為“部長”，她不僅要面對比市“議員”質詢火力更強的“立法委員”，還要隨時接受來自媒體和外界如放大鏡一般的檢視。

　　“可否請‘部長’談談影音政策？”剛上任時，有媒體追問。“我還沒聽到那里，請給我一點時間，好嗎？”龍應臺帶著歉意，“流行音樂部分原本不在我這里。”她坦言，2003年離任臺北市文化局長后，連這方面的報紙都很少看。

　　只做功課還遠遠不夠。2013年，有民意代表質疑，臺灣“文化部長”龍應臺2012年出境43天，花了將近400萬新臺幣（約合人民幣83萬），但海外“臺灣書院”的執行率卻只有32%，狀況并不好。該代表隨即表示，認為“龍應臺是把‘文化部’當成自己的基金會，出訪是為了替自己累積聲望。”

　　面對質疑，龍應臺覺得無奈，“所謂43天是分成4次率團考察，而且連搭機來回時間都算了進去”。她也不諱言，有些計劃的執行率的確偏低，主要也是客觀原因造成的。比如要在海外租屋作為“臺灣書院”，就必須通過上網公開招標的方式，但這在執行上有困難，同時也要耗費較多的時間和精力，不會那么快地反映到“執行率”里。

　　“頭一年，我的感覺是，每天晚上精疲力竭回到家的時候，會問自己‘天哪，我來這里干什么？’這感覺蠻黑暗的。直到第二年的時候，每天晚上也是精疲力盡回到家，我開始會覺得‘嗯，今天又做到了一點事情’。”龍應臺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當“部長”最初的感覺，好像是自己站在沙灘上，腳還沒站穩，一個浪頭就打下來，還沒準備好，第二個浪頭接著打下來了。

　　在紛繁的檢視和質疑里，龍應臺偶爾也會為指責和誤會而忿忿。“文化部”即將遷址到臺北新莊“副都心”時，“龍部長”一人坐擁三間辦公室的報道被媒體炒得沸沸揚揚。“臺聯”黨團副總召黃文玲更是出來嗆聲，“龍應臺不食人間煙火，1個人需要3間辦公室，根本就是龍太后！”

　　臺灣“立法委員”為此在質詢會上質問“行政院長”江宜樺時，江解釋，“一個‘部長’原則上只能有一間辦公室。”而面對“狡兔三窟”說，龍應臺也不得不在“立法院”和媒體面前一再澄清，“我是‘笨兔’，只有一間辦公室。”

　　對于不信任，龍應臺有些無奈。“如今媒體的生態已經變成，它拿著弓箭對著你，不管你每天做什么，它是要找地方可以去放箭，而且是四面包圍的狀況。也就是說，它是帶著不信任去看你的，所以這個讓我整整有一年時間，覺得蠻沮喪的。”

　　龍應臺坦言，她不習慣在一個不被信任的環境里工作。“我以為我沒有什么私利的考慮，只是做一個公仆，你為什么不信任我？這是整整頭一年半，我每天都在掙扎的狀況。一直到慢慢被迫接受，這就是現實。并且接受以這個為前提來工作。大概是兩年來，我覺得這是最艱難的一件事情。”

　　這種艱難，甚至有一個階段讓龍應臺產生了深深的自我懷疑。“有時候我難免會思索，我這樣一個人，如果要對臺灣、對華人世界有任何貢獻的話，這是不是我最好的位置？因為寫作是我的本位，到底寫作是對的事情，還是現在做的是對的事情。”她對《中國新聞周刊》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