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我報考中央美術學院被錄取。不久我得知徐悲鴻院長逝世消息，我今生已無緣見到自己最崇敬的大畫家了。10月初開學后，給我們頭二年上素描課的是徐院長的得意門生韋啟美和李斛先生。當時徐悲鴻紀念館離美院不遠，因此學生們可以經常到紀念館觀摹徐院長的素描和國畫原作。20世紀50年代中期正是前蘇聯的契斯恰可夫的素描教學強勢推廣之時，但徐悲鴻線面結合的寫生人物畫和中國畫創作卻給了我們初學中國畫的學子們更為重要的影響。

　　在5年學習期間，對我影響很大的老師有：

　　蔣兆和先生的《流民圖》和北京底層人民在日偽鐵蹄下的凄苦生活情態的畫作中所表現出的大悲憫和畫面的蒼涼之美，不由人不動容。蔣先生在授課時強調的“骨法用筆”、“以形寫神”、“中體西用”等是中國人物畫的造型重要準則。

　　李可染先生在教學中重視學生的人格和學養的培養。他的著名語錄：“要有詩人的感情，哲學家的頭腦，科學家的毅力，雜技演員的技巧”，是我一生從藝的座右銘。

　　葉淺予先生作為中國畫系主任，從宏觀上思考教學的體系化。他按照傳統“六法”來設置課程，并使其與現代教學理念相結合。他的教學理念是有前瞻性的：他將文人畫與民間繪畫(壁畫、唐卡等)并重;水墨畫與工筆重彩并舉;又將人物、山水、花鳥同時推出。他提出“吞吐古今、涉獵中外”，讓學生開闊眼界更寬泛地學習。他很重視學生個性的發揮，常說：“誰像我誰就不是我的學生;誰不像我誰才是我的學生。”

　　劉凌滄先生指導學生臨摹古典文人工筆重彩畫的經典作品《韓熙載夜宴圖》等，不但讓我學到了傳統的技法與畫材的應用，也讓我認識到一千多年前的丹青之美和現實主義精神。

　　陸鴻年先生是壁畫專家，他帶我進入古代壁畫的重彩世界。他還聘請當時壁畫傳人王定理先生協助授課。1957年中國畫系接受文化部的任務，由陸先生帶隊，安排高年級兩個班11名學生，赴山西永樂宮復制元代道教壁畫。我當時是4年級，在4個月的臨摹中，我不但學會了古典壁畫的重彩方法，更被直接傳承了唐宋壁畫傳統的元代壁畫三請殿中所表現出的恢宏氣勢的美和絢麗色彩的美所傾倒。從此我與丹青結緣，色彩的中國畫與我血肉相連。1957年陸先生還介紹我與溥雪齋先生學古琴。

　　1955年，葉先生請于非先生來中國畫系講學。于先生是著名的工筆重彩花鳥畫家，有許多佳作問世。他不但講述了自己的創作經驗和技法，也講了他對中國畫傳統顏料的研究。我馬上到書店買了他寫的《中國畫顏料的研究》一書。此書我保存至今，并成為我研究傳統礦石顏料和人造礦石顏料的基礎。

　　課外我還拜訪過劉奎齡、王叔暉、任率英等先生，他們都是工筆重彩畫大師。尤其是劉先生是用煮紙(半生半熟的宣紙)畫工筆重彩畫，對我后來用溫州皮紙畫重彩畫起到了指引作用。他們的畫品和人品都使我終生受用匪淺。

　　1959年至1962年，我被分配在山西藝術學院任教。1962年春，我被調回中央美院任教。葉先生鄭重地對我說：“你今后主要是教工筆重彩課，先做劉凌滄先生助教，以后獨立上課。”他的話一錘定音，也正合乎我的愿望。我一生能將興趣與職業緊密地結合在一起，這是人生的最大幸福。但在那個不很重視工筆重彩畫的時期，葉先生對我的安排和倚重，說明他對工筆重彩課的看重，對做到后繼有人，也是前瞻性的，他已預見到30年后的丹青繪畫與水墨畫呈并駕齊驅之勢。

　　1963年春，我帶學生赴敦煌臨摹兩個月的壁畫。穿越一千四百年時空的古代壁畫和彩塑藝術在我的心靈上和藝術上引起的震撼，讓我產生了使我一生都割舍不下的對傳統文化藝術的情感。也由衷地認識到，做為中國人應為中華民族繪畫，使其在世界繪畫之林中揚眉吐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