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節重于數額的量刑趨勢

　　事實上，中共十八大后，彭曙、胡浩龍并非第一撥因為貪賄被判死刑的國家工作人員。廣州市白云農工商聯合公司原總經理張新華被媒體稱為“廣州第一貪”，涉案金額超過3億。去年12月，張因犯有貪污罪、受賄罪、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被廣州中院一審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

　　這三人以外，同為2014年受審的高官無一獲死刑。比如，中共內蒙古自治區原黨委常委、統戰部部長王素毅受賄1073萬元，被判處無期徒刑；廣西壯族自治區政協原副主席李達球受賄1095萬，被判處有期徒刑15年；原鐵道部運輸局局長張曙光受賄4755萬，被判處死緩；國家發改委原副主任、國家能源局原局長劉鐵男受賄3558萬，被判處無期徒刑……

　　從這些數字來看，很多人大概會把涉案金額是否過億作為貪官生死的分界線。對此，中國政法大學刑事司法學院刑法研究所所長阮齊林認為，受賄案件中，涉案金額的確是最主要的量刑標準，“這是大家一眼就能看出來的”。

　　依據1997年刑法，個人受賄數額超過10萬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情節特別嚴重的，處死刑。但隨著經濟發展和貪賄大案不斷涌現，司法機關量刑時逐步放寬了涉案金額與刑罰的對應關系。即便如此，如果涉案金額超過百萬，也算是“數額特別巨大”。

　　阮齊林同時表示，對貪官是否判處死刑，還要看有沒有其他后果。在不涉及命案的情況下，“是否因為受賄違背了職責，是否給國家和人民利益造成重大損失，是否破壞了黨和政府的威信、造成惡劣影響等等，都是可能導致死刑的理由。”阮齊林說。

　　原鐵道部部長劉志軍的辯護律師錢列陽，對阮齊林的觀點表示贊同。在錢列陽看來，“ 罪 是立體的，由多方面行為構成，絕不僅僅是涉案金額這么簡單。”一名涉貪官員歸案后是否承認錯誤、積極退贓，是否有檢舉揭發等立功表現，違法所得是否轉移到國外無法追回等，都是評判罪行的重要標準。錢列陽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這些表現比數額本身更加重要，在量刑時能夠起到關鍵作用。

　　在情節重于數額的思路下，中石化集團原總經理陳同海、原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局長鄭筱萸，就是一正一反兩個鮮明的例子。2009年7月，陳同海以受賄1.9573億在當時創下1949年以來全國最高涉案金額。但鑒于其有自首情節，且認罪悔罪態度良好，還檢舉他人犯罪線索，故北京二中院對其從輕判處死緩。而早陳兩年宣判的鄭筱萸，雖然受賄金額只有640萬元，卻因為“嚴重破壞國家藥品監管的正常工作秩序，危害人民群眾的生命、健康安全，造成嚴重后果和十分惡劣的社會影響”，被北京一中院判處死刑。

　　與陳同海幾乎同時受審的首都機場集團公司原董事長李培英，由于貪污8250萬、受賄2661萬被濟南中院一審判處死刑。雖然李在歸案后全部退繳了貪污款，但鑒于具有索賄情節、且給國家經濟造成了特別重大的損失，被告上訴后，山東高院終審依然維持原判。對此，阮齊林的解釋是“法院對貪污的處罰往往要比受賄重一些”，“因為貪污是侵吞國有資產，受賄是收受他人財物并相互利用”，性質上并不完全相同。

　　2014年底公開征求意見的刑法修正案(九)雖然尚未通過，卻已經把情節重于數額的理念貫徹其中。受訪的多位學者、律師均認為，這是今后的發展方向。在對貪賄犯罪量刑、尤其是判處死刑方面，刑法修正案(九)有兩點明顯變化：一是在數額特別巨大之外，強調了“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二是在判處死刑之前，要先考慮無期徒刑。

　　對于即將在立法機關獲得認可的第二點變化，司法機關早已進行過嘗試。2010年，《財經》雜志曾經統計，在50名具有詳細司法審判資料的高官中，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的約10%，死緩的為26%，無期徒刑的為14%，其余50%均被判處有期徒刑。也就是說，九成貪腐官員得以保命。

　　在阮齊林看來，這是對死刑進行特別限制的一種體現。“因為死刑和其他刑罰不同，適用時經常要對反面因素加以考慮。”阮齊林說，但凡能夠找到寬恕的理由，法院就應該盡量為被告人免除死刑。

　　“自殺的涉貪官員

　　遠比被判死刑的要多”

　　其實，刑法修正案(九)在貪賄犯罪方面體現的改變，本該在2011年的刑法修正案(八)中實現。

　　當時，刑法修正案修正案(八)的兩個重要目的，一是在立法上部分廢止非暴力犯罪的死刑，二是調整貪賄犯罪的量刑標準。然而，草案出爐前，有媒體將二者混為一談，稱“刑法修正案(八)考慮對貪賄犯罪的人廢除死刑”。

　　“消息一出，簡直是人神共憤。”全程參與刑法修正案(八)修訂的盧建平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為了消除公眾誤解，為死刑廢除邁出第一步創造輿論氣氛，調整貪賄犯罪量刑標準的議題被擱置了下來。

　　對于刑法學界來說，廢除貪官死刑并非不可觸碰的話題。早在2003年8月，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刑法學泰斗王作富便在《檢察日報》發表文章《職務犯罪死刑立法需要反思和檢討》，結果惹來罵聲一片。

　　“學界和法律實務界實際上很少直接呼吁廢除貪官死刑，我們一直主張的是對經濟犯罪廢除死刑。”北京市京都律師事務所名譽主任、曾為云南省原省長李嘉廷辯護的田文昌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目前，中國是世界上唯一一個對經濟犯罪保留死刑的國家，這與現代司法理念相悖。而貪賄犯罪作為經濟犯罪之一種，也在主張廢除死刑的范圍之內。

　　屏蔽此推廣內容　　類似的觀點，也在司法機關內部悄然蔓延。2006年，現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時任湖南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江必新，曾在全國兩會期間提交《關于修改刑法的議案》，建議除毒品犯罪外，包括貪污賄賂犯罪在內的其他貪利型犯罪，應當廢除死刑。而2007年最高法院收回死刑復核權后，全國法院當年判處死緩的人數，第一次超越了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的人數。

　　對于貪官獲死刑，錢列陽始終不認同那是最嚴酷的刑罰、最有震懾性的預防手段。“有的案件里，你會發現貪官被紀委找去談話后直接就自殺了。”錢列陽認為，這本身就說明一些貪官不怕死，死對他們來說是一個更好的選擇。“這幾年里，自殺的涉貪官員遠比被判死刑的要多，所謂 貪官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

　　2015年的前3個月，接受立案調查的省部級官員又已超過10人。阮齊林認為，在這個多事之秋，出于反腐的需要，考慮到公眾對貪賄嫉惡如仇的情緒，繼續對“涉案數額特別巨大、情節特別惡劣”的貪賄犯罪適用死刑，仍是一個選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