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尹燁　整理/本報記者　劉喜梅

新冠肺炎疫情給全世界都上了一課，并再次警醒人類加深對傳防控傳染病核心理念——“防大于治”的認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講，因為沒有做好預防而在后續治療上加大馬力，是一個亡羊補牢的過程。

“防患于未然”，是公共衛生工作的基本原則。如何做到，卻不是一個技術問題，而是一個科學問題。

比如就傳染病防控而言，主要需做好三個方面的工作：尋找傳染源，保護易感人群，切斷傳播途徑。其中，第一時間去預警以切斷傳播途徑，是預防的首要工作。但要做到科學預警，需要認知諸多參數：如病毒是如何蔓延的，在什么點上應該采用什么樣的措施，才可以使用較小的代價取得較好的防控成果。這是重要到應該放在第一位考慮的。

還以新冠肺炎疫情為例。如何控制病毒的蔓延？基因測序和核酸檢測必不可少。其中，基因測序是為尋找傳染源，核酸檢測則是為保護易感人群。在當今國內國際深度開放和交流互通的情況下，為保護易感人群而要開展核酸檢測的人群范圍，也極為廣大。這就需要科技的強力介入，比如超級計算在生物醫學檢測中的應用。

本輪石家莊疫情反彈，截至1月22日，共開展三輪全員篩查。其中，華大的“火眼”實驗室承擔了超過528萬人份樣本的核酸檢測。這就是超大規模樣本的檢測，也可以稱為“超測”。

檢測結果發現，陽性比例是十萬分之幾。這是一個非常低的比例。為什么這么講？因為既有的檢測大數據顯示，我國的出生缺陷發生率高達5.6%，腫瘤的全民發生率也超過了300/10萬。這說明：較之新冠病毒，這些疾病因素的篩查、預防能夠產生更高的社會效益。只是目前，因為大眾的認知所限，基于精準篩查的基因檢測在公共衛生體系應用的比例還不高。

聽到“精準檢測”，多數人常常以為會價格昂貴。其實不然，完全可以做到很親民。比如核酸檢測，國外的檢測價格基本是國內的幾倍甚至十幾倍。之所以在中國能夠實現成本可控，一方面，是因為核心的檢測儀器和檢測試劑我們均實現了自主可控，產能有保障；另一方面，則是因為渠道可及，比如咽拭子采樣，并不是技術含量很高的工作，在任一層級的醫療機構幾乎都能夠實現。

另外，成本可控還有一個重要的影響因素，是中國制度優勢的發揮——政府集采。很多人的核酸檢測費用，都是由政府買單的。這也說明，能夠實現群體利益、用較低的成本讓老百姓獲得較高質量的公共衛生產品或服務，最好的方式就是政府集采。

因為公共衛生關系全民利益，其產品和服務用市場的手段去運行是行不通的。那么，如何才能讓公共衛生產品或服務更好地應用起來？建設以檢測為主的預警直報體系是基本路徑之一，甚至可能成為核心路徑。這也是新冠肺炎疫情帶給我們的重要啟示。

這是因為，在社會聯通如此豐富、超級計算已經滲透至各行各業的大背景下，傳統的預防方式也應該與時俱進。當然，作為公共衛生體系搭建的重要組成部分，這種以檢測為核心的預警直報體系不應該只負責傳染病，而是更應該覆蓋出生缺陷、慢性病、腫瘤等領域。

試想一下，通過以檢測為主的預警直報體系，再次出現類似新冠肺炎疫情這樣的公共衛生事件時，也許不是因為患者就醫而首先被醫院發現，而是在病毒暴發之前，就已經從環境等樣本中被監測到；越來越多的遺傳病將被科學控制，出生缺陷被有效預防；惡性腫瘤可以被重新定義，早防早治、群防群控的公共理念也將日漸深入人心。

制度優勢，是中國抗擊新冠肺炎疫情取得重大成果的重要保障。從技術本身來講，中國的防疫抗疫技術也許并不是全球最先進的，但因為技術優勢與制度優勢的疊加，中國取得了令世界矚目的抗疫成果。這一經驗，適用于公共衛生事業的諸多領域。因此，要補齊我國公共衛生體系建設的短板，發揮制度優勢和技術優勢，建立以檢測為主的預警直報體系，既可能在公共衛生領域探索“防大于治”的生動樣本，也可能成為我國探索新型舉國體制的生動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