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時期是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轉化后持續探索有效應對方式、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關鍵期，面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帶來的國際經濟政治格局深刻變化和不確定性調整的風險挑戰，但同時也會為國內經濟結構調整和高質量發展、進一步提升國際地位提供難得的機遇窗口。因此，制定“十四五”規劃應當以總體偏緊、長期向好為基本取向，樹立化危為機的意識，提高變壓力為動力的能力，科學、理性、審慎地確立相應的政策體系基本框架。

進取的“十四五”規劃更加科學理性和審慎穩妥。“十四五”時期，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的全球治理后遺癥將會進一步惡化世界經濟總體環境，世界經濟低速徘徊后的下行風險態勢難以在短期內出現根本性改觀，國際貿易保護主義勢力依然強勁，我國外部環境不穩定不確定性更加增強，總體偏緊將會是我國經濟發展外部環境的重要特征和基本常態。我國國內經濟受疫情和外部市場萎縮影響仍然明顯，長期下行壓力依然較大。但是，隨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力度的持續加大，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調整效果會陸續顯現，我國經濟仍然擁有巨大韌性和長期潛力，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不會改變，擁有超大規模的市場優勢不會改變，長期向好的基本趨勢不會改變。在社會主要矛盾轉變之后，人民群眾對高品質生活的要求和對高質量的充分穩定就業要求會更加強烈，從而會長期影響社會安定和高質量發展環境，應當把穩就業和補短板置于“十四五”時期經濟工作的突出位置，把就業優先政策作為宏觀政策體系的基點與核心，形成“總體趨緊、長期向好，就業優先、補齊短板”的宏觀政策基本取向。

積極的財政政策更加積極有為和相機擴張。基于后疫情時期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環境將會發生深刻變化的總體預判，“十四五”時期的財政政策實施應當更加積極有為，特別是在財政政策的加力增效過程中，要結合做好“六穩”工作、落實“六保”任務的中長期財政政策需要，適當把我國的財政赤字率提高到3%-3.5%，同時匹配好政策性金融的逆周期調節作用。一是要加大專項債發行力度，繼續精準聚焦國家重大戰略，把鐵路、收費公路、機場、城鎮基礎設施、農業農村基礎設施等納入“十四五”規劃重大項目；著眼于未來培育長期可持續競爭力，形成面向5G、人工智能、大數據、云計算、電子化、智能化改造等新一代技術基礎設施建設項目，并積極鼓勵金融機構提供配套融資支持。二是要保持減稅降費政策的適當力度和持續性，實行普惠性減稅和結構性減稅相結合，重點減輕制造業和小微企業稅收負擔，清理規范地方收費項目，加大對亂收費查處和整治力度；與此同時，加大中央轉移支付力度，保障財政困難地區的“三保”支出，做好兜底工作。三是要積極擴大有效需求，深化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加大中央預算內投資規模，特別是在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等領域補短板項目上，發揮好財政資金“四兩撥千斤”的關鍵作用，既要加大新投資項目開工力度，也要加快在建項目建設進度。

穩健的貨幣政策更加靈活適度和相對寬松。“十四五”時期貨幣政策要更加關注國際形勢和全球市場變動，更加重視對國內市場需求的宏觀刺激反應，特別是要靈活運用多種貨幣政策工具保持流動性的合理充裕。一是在總量層面要充分發揮逆周期調節作用，根據經濟運行、通脹水平、就業狀況、國際收支狀況及時預調微調，保持廣義貨幣供應量、社會融資規模增速與名義GDP增速相匹配。二是在結構層面要注意運用好定向降準、定向中期借貸便利、再貸款、再貼現等多種貨幣政策工具，創新和豐富貨幣政策工具組合，引導金融機構繼續做好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的金融服務。三是在傳導渠道上要加快利率市場化改革，特別是要加快基準利率和市場利率并軌，提升金融機構貸款意愿，加大金融機構支小業務的稅收優惠力度，適度放松對銀行的宏觀審慎評估考核，增加銀行信貸投放額度，放寬對小微企業不良貸款容忍度。四是在重點視域上要立足緩解民營經濟發展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加大對“一帶一路”、鄉村振興、戰略性新興產業、重點區域建設等重點領域的金融支持，提升金融服務消費結構升級和制造業轉型升級的能力，為穩中求進的經濟工作總基調提供機制保障，為實體經濟發展提供精準金融服務。

積極的就業政策更加充分優先和保障公平。“十四五”時期要在以防風險為主基調的前提下，把穩就業放在更加重要更為突出的位置，以消除新增就業人數在個別年份發生回落、城鎮調查失業率有所增加的現象，避免釀成社會矛盾的爆發點或者出現“黑天鵝”效應的政策應對失誤。一是要轉變經濟工作中先行確定GDP目標的習慣做法，把就業目標置于優先位置，同時將促進就業作為各級政府政績考核優先于GDP的指標。二是要樹立就業目標優先理念，無論財政政策中的減稅讓利，還是貨幣政策中的降低實際利率水平，都要圍繞著就業政策進行，成為就業政策的配套工具。三是要加大民生托底保障力度，把實施好就業優先政策列為經濟社會發展的第一位，鼓勵靈活就業，做好重點群體就業工作。四是要把推動實現充分就業作為強化城鎮困難群眾基本生活保障的前提，作為做好基本民生商品保供穩價工作的基礎，并在深入研究和評估的基礎上，整合優化現有就業補助政策體系，建立有機配套關聯，消除總體碎片化狀態。

（作者系全國政協委員，重慶市政協副秘書長、文化文史和學習委員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