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與文化互為依存、相融共進：文化體現經濟社會發展的價值取向，支撐制度體系的構建；制度體系承載文化價值理念，并通過制度實施踐行文化的價值追求。知所從來，才能明其將往。在漫長的歷史演進中，中華民族創造出獨樹一幟的燦爛文化，形成了天下為公、四海一家、民惟邦本、德主刑輔、禮義廉恥、選賢任能、革故鼎新、親仁善鄰、以和為貴等一系列價值理念，形成了一整套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留下了博大精深的文化資源和制度遺產。其中的精華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作用于國家制度、運用于國家治理，在中華民族歷史發展進程中不斷充實和完善，為中國人乃至全人類認識世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啟迪，對于當代中國制度形成和發展的影響是全面、深刻的，需要勇于并善于借鑒，不斷推陳出新。

弘揚傳統修齊治平理想和家國一體情懷。《決定》提出“注重發揮家庭家教家風在基層社會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強調把家庭家教家風作為加強和創新基層社會治理的重要依托，充分發揮其涵養道德、厚植文化的德治作用，從而營造良好社會風尚、維護社會和諧安定。修齊治平理想、家國一體情懷，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發展壯大的重要滋養。注重家國同構是中華文明發展的一大特點。《大學》有云：“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這些均體現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價值觀念。在中國人的眼里，國和家緊密相聯，國由家組成，家是國的細胞，家庭是國家和諧安定的基礎；家庭秩序是國家秩序的前提和保障，家齊才能國治。在這種治理模式下，國家治理與家庭治理息息相關，家庭倫理與愛國情懷高度一致，強調正確對待個人、社會與國家的關系，個人利益服從集體利益、民族和國家利益。這一價值內涵已深深融入中國人民的血脈，成為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不可或缺的文化基因。

弘揚傳統德主刑輔方略和德法共治原則。《決定》提出“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完善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法律政策體系，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要求融入法治建設和社會治理”，進一步強化道德對法治的支撐作用，把道德要求貫徹到法治建設中；注重發揮法治對道德的保障作用，運用法治的力量引領正確的價值判斷、樹立正義的道德天平，以實現法律和道德相輔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德主刑輔是我國古代基本的治國方略，其發端于西周“明德慎罰”的觀念。孔子繼承這一思想，主張“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倡導為政以德。以董仲舒為代表的漢代儒家，主張前德而后刑、大德而小刑、務德而不務刑的觀點，確立德主刑輔的法制原則。《唐律疏議》承繼此原則，注重處理好道德與法律的關系，認為“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儒家治國理政思想既強調以德治國，又注重法律約束，強調“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凸顯依法而治的重要意義。德法共治的基本原則，蘊含著法治與德治辯證統一的思想。二者相互作用、相互補充，在中華民族發展的歷史進程中不斷發展完善，逐步形成系統的治國理論，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內容，對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具有啟示和借鑒意義。

弘揚傳統親仁善鄰理念和協和萬邦思想。《決定》提出“堅持和完善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是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尚和合、求大同思想的繼承和弘揚，彰顯了處理當代國際關系的中國智慧。中華民族是愛好和平的民族，親仁善鄰、協和萬邦的理念和思想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核心價值之一，也是中華文明一貫的處世之道。《周易》的“保合太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論語》的“禮之用，和為貴”和“四海之內皆兄弟”，《孟子》的“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墨子》的“天下兼相愛則治，交相惡則亂”，無不蘊含著以和為貴、與人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價值理念，體現了對和諧、和平的珍視。這些價值理念發展至今，可理解為與鄰邦之間和睦相處、守望相助，妥善協調不同國家之間的關系，促進世界各國相互尊重、和諧相處、合作共贏。它們源自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深厚積淀，滋養著中國外交理念的根脈，并運用于國家治理實踐，凝練為傳之后世的治國理政經驗和制度。

(張劍偉 作者為嶺南師范學院國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