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殷嘯虎

在中國古代，那些專門替別人打官司出謀劃策、撰寫訴狀、提供法律服務的人，往往被稱為訟師。嚴格來說，訟師不能算是一種法律職業。因為他們給當事人提供法律服務的行為是私下進行的。但是，訟師為了贏得訴訟，鉆研法律條文和訴訟技巧，積累了不少經驗，有的在今天看來依然有其價值。

以“非訟”為基本價值，以“無訟”為最高境界

從現有史料來看，最早的訟師應該是春秋時期的鄧析。

鄧析是鄭國的大夫，也是一個著名的法律專家。他一面潛心研究法律，編纂刑書，一面又廣招門徒，聚眾講學，傳授法律知識和訴訟技巧，為那些打官司的人提供幫助，并根據案件大小和案情輕重的不同，收取數額不等的費用。

鄧析的這一做法，很受那些打官司的當事人的歡迎，但在執政者看來，此舉無疑是在鼓勵人們打官司，只會使打官司的人越來越多，擾亂了善良風俗與社會秩序。結果，鄧析竟被鄭國執政者抓起來殺掉了。

鄧析被殺，有著比較復雜的社會原因。但從中可以看出，官府對幫助別人打官司的行為是不提倡甚至是禁止的。

中國傳統的訴訟文化，以“非訟”為基本價值，以“無訟”為最高境界。《易經》中就有“訟則終兇”的話，把訴訟打官司看成一件可怕的事。孔子也說：“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在這一訴訟價值觀的指導下，調處息訟無疑成了處理訴訟的最佳途徑。而那些不愿接受調解、繼續打官司的人，不論他是否有理，都會被視為“健訟”或“刁訟”。

至于訟師，更被視為一種不道德乃至非法的行當，不僅遭到人們的唾棄，而且受到法律的嚴厲禁止。清朝“循吏”汪輝祖認為，訟師唆訟，地棍害民，二者不去，地方上永遠不會太平，推行“善政”也無從談起。清朝的法律也明文規定：地方衙門應嚴厲查拿訟師。凡捉到訟師，一經查實，都要發往云南、貴州、兩廣極邊煙瘴地帶充軍。

然而，古代的訴訟尤其是民事訴訟奉行書面主義，到衙門打官司必須要有訴狀。《唐律》就明確規定：“諸告人罪，皆須注明年月，指陳事實，不得稱疑。違者，笞五十。”宋代對訴狀的格式也有具體的要求。訴狀寫得好不好，會直接影響到官司的勝負。因此，當老百姓要打官司時，有時就不得不求助于訟師了。

訴狀上多一筆或少一筆，“足以定人之生死”

訟師的訴訟技巧主要體現在撰寫訴狀，古代的一些“訟師秘本”也主要是傳授這方面的知識、技巧。

清代著名訟師諸福葆寫過一本薄薄的《解鈴人語》，其中就提出撰寫訴狀的“靈機四要”：一語靈機，一字靈機，一筆靈機，一轉靈機。

所謂“一語靈機”，就是“同一語也，足以生死人。其要訣，端在握筆時將全案關鍵默識于心，煉為數語，再煉為一語，然后更推敲數四以定之，則字字從鍛煉而得，欲生生之，欲死死之，則我之筆尖，誠足以橫掃千軍也。”

所謂“一字靈機”，是指“同一字也，或重如泰山，或輕如鴻毛，或毒如信石，或猛如豺虎。其要訣，則在深思靜念玩索得之，而不可以語授，或隨口得之，或隨念得之。下此一字，實有千斤之力焉。”

所謂“一筆靈機”，是指“詞狀中偶有加一筆而生，減一筆而死者，是訣誠不可以言傳已。機警者，每于無意中得之，如畫龍之點睛。然若從大門而入，與從犬門而入，亦足以生死人耳。”簡單說就是，多一筆或少一筆，足以定人之生死。

所謂“一轉靈機”，是指“詞訟中有因一語顛倒，而全軸為之變動者，亦玄之又玄矣。如有人以馳馬傷人改馬馳傷人，竟以自脫于罪者；又有人以屢敗屢戰改屢戰屢敗，而語意截不相同者，抑亦神乎其筆矣。”

這“靈機四要”并非紙上談兵，而都有實際成功的案例，堪稱“經驗之談”。

史料記載，孫某之女一日倚樓閑眺，一紈绔子弟對其進行調戲，“幾不可入目”。孫女羞憤難當，竟自縊而死。訟師張文珊撰寫訴狀控告，其中一句關鍵的話是“調戲雖無語言，勾引甚于手足”，一言而鐵定此案。

商品經濟發展與流通加速，造成各類糾紛增多

中國古代尤其是明清時期，南方一帶“健訟”之風盛行。

康熙皇帝在諭批中寫道：“朕巡省民生風俗，行次浙江，見省會兵民俱相和揖，生齒番庶，閭里乂安，但觀民間習尚，好行爭訟。”清代朱軾在上書中也說：“臣巡撫浙江，知杭、嘉、湖、紹四府民最好訟。”

民間的“好訟”之風與商品經濟發展有一定關系。

一方面，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人們的私權意識不斷增強。

明代海瑞任淳安知縣時感嘆詞訟繁多，“大抵皆風俗日薄，人心不古，惟己是私，見利則競。以行詐得利者為豪雄，而不知欺心之害；以健訟得勝者為壯士，而不顧訟之兇”。

事實上，很多訴訟只是“一言不和，既相興忿爭不已”，而且爭必求勝、“終訟不已”，甚至為爭勝而“破家無悔”的有之、大肆誣告的亦有之。

另一方面，商品經濟發展與商品流通加速，客觀上造成了經濟糾紛的增多。特別是，涉及土地、債務和繼承等方面的訴訟，“片語不合，一刻顏變，小則斗毆，大則告狀不休”。

同時，所謂“面子”文化也是造成“好訟”之風盛行的重要社會心理因素。一旦打輸了官司，是一件很沒面子的事情；而為了要打贏官司，就不得不去求助所謂的專業人士。由此，訟師的出現，正是反映了社會現實的需求。

應當看到，訟師具有的法律素養和訴訟技巧，的確能為相關方提供一些便利。清代著名訟師謝方樽受理的一起浮尸案，就說明了這一點：

陽澄湖口發現一具男尸，身上并無傷痕，可能是深夜失足落水而死。鄉民發現后，就向地保報告了情況。

地保請謝方樽撰寫一紙呈文報官，謝方樽則索取100兩銀子作為報酬。地保一則沒有那么多錢，二則也不太愿意，故而只肯出20兩銀子。謝方樽便草草寫了一張“陽澄湖口，發現浮尸一具”的呈文。

地保拿到后，心里感覺不踏實，想想還是另籌了80兩，補足100兩銀子給謝方樽。謝方樽拿到錢后，便在“陽澄湖口”的“口”字上加了一“│”，變成了“陽澄湖中”。這樣一來，湖中發現浮尸就與湖口的地保沒有太大關系了。

果然，地保上報情況后，縣衙以湖中浮尸既無傷痕，不用立案驗尸，著令家人領回安葬。

客觀上促使官員熟悉法律，避免枉法裁判

歷史上，人們對訟師的評價基本上以負面為主。不論是官府衙門，還是平民百姓，似乎很少有為訟師說好話的。明清時期的訟師，也基本上是以“訟棍”的面目呈現在世人面前。

清末民初，有兩本關于訟師的書頗為有名，即《中國四大惡訟師傳奇》和《中國惡訟師》，以至于訟師撰寫的訴狀也被稱為“惡稟”。盡管其中有些訴狀不僅不“惡”，而且還富有正義感，但只是因為“訴棍”的緣故，它也不得不貼上“惡”的標簽。

訟師之“惡”主要在于教唆詞訟。中國古代的訴訟觀以“無訟”為最高境界，而訟師的職業是幫助人們打官司。訴訟越多，訟師牟利的機會也就越大。所以，在官府衙門看來，民間“健訟”之風盛行，很大程度上是訟師教唆的結果。

清朝“循吏”藍鼎元在《鹿洲公案》描述了一個教唆詞訟的惡訟師：

有訟師陳興泰，窮兇極惡，終日唆訟為生。常創詭名、架虛詞，赴道、府控告素不相善之家，或指海洋大盜，或稱強寇劫掠。上司提解羈縶牢獄，久之以無原告對質，釋寧行銷，其人己皆磨累破家，不堪復問矣。而教唆命案，代告包訴，平地興無風之波，尤興泰長技也。

訟師如此之“惡”，為什么民眾又會對其有著普遍需求呢？如果訟師總是在吸普通人的血，那么即便地方官不起來加以禁止，民眾應該也會與其疏遠吧？

有鑒于此，清代的王有孚在《一得偶談》中，就試圖將“訟師”與“訟棍”區分開來——彼播弄鄉愚、恐嚇良善，從而取財者，乃訟棍耳，安得以師字加之，繼而強調“訟棍必當懲，而訟師不必禁”。

他的理由是，“若夫安分良民，或為豪強欺壓，或為仇盜扳累，大則身家幾陷，小則名節攸關，捶胸飲恨，抱屈莫伸，僅假手于庸碌代書，具詞呈訴，非格格不吐，即草草敷衍，徒令閱者心煩，真情難達，于此而得一職能之士，為之代作詞狀，摘伏發奸，驚心動魄，教令對簿當堂理直氣壯，要言不煩，卒致冤者得白，奸者坐誣，大快人心。是不惟無害于人，實有功于世”。

王有孚提出的訟師“實有功于世”的觀點，是有一定道理的。訟師的存在，從某種意義上說就是由枉法裁判所催生的。

古代的衙門官員大多是科舉出身，熟讀經書，卻對法律條文不是很精通。面臨復雜的案件時，往往會憑借所謂的情理去判斷。而訟師的一紙訴狀，憑借對法律的理解以及情與法的融合，加上高超的訴訟技巧，顯得更高一籌，甚至會將衙門官員玩弄于股掌之上。

這也正是不少衙門官員對訟師“既恨又怕”的原因所在，也在客觀上促使衙門官員去了解和熟悉法律，避免枉法裁判的發生。

因此，清朝“循吏”汪輝祖在《學治說贅》中提出了“律例不可不讀”的觀點——

若田宅、婚姻、錢債、賊盜、人命、斗毆、訴訟、詐偽、犯奸、雜犯、斷獄諸條，非了然于心，則兩造對簿，猝難質諸幕友者，勢必游移莫決，為訟師之所窺測；熟之，可以因事傅例，訟端百變，不難立時折斷，使訟師懾服。

“蓋其用心細慮事精，非豪俠者逞其意氣之所可比”

“訟師秘本”傳授的訴訟技巧，大多是顛倒黑白、混淆是非，但行當內對運用這些技巧還是有一定底線的。

明代臥龍子編的《蕭曹致君術》，在談到“興訟入門要訣”時強調，“凡興訟務宜量力而行，不可妄生異說，枉法誣民。一時告狀容易，他日受刑難當”，“凡作詞狀之人，甚不可茍圖一時潤筆之資，飄空架砌，坑陷生靈，致兩家蕩產傾家，大小驚惶不寧。眼前雖得錢渡活，而自己方寸有虧，陰騭損壞”。

應該說，訟師雖然以牟利為目的，但也有一些人，如晚清的曹棣華，對那些“家貧不能聚謝儀者，亦置勿較，有時且給亦銀錢為養生之資”。

著名的惡訟師諸福葆雖然口碑不好，但也有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之時。據《中國惡訟師》及《刀筆菁華》等書記載：諸福葆在游覽杭州天竺山時，路遇土豪飛山虎當場踢死民婦，丟下紋銀十兩揚長而去，而“民懾其勢炎，不敢較”。諸福葆憤怒之下，代為起草了一紙訴狀去衙門控告：

竊李某某，綽號飛山虎，素性蠻悍，無惡不為。今茲怒馬橫行，踐民人之畝，民婦出而干預，豪即飛足踢中要害，當即身死。豪全不介意，擲下紋銀十兩，揚長自去。夫身有紋銀十兩，已可踢死一人；若家有黃金萬鎰，便將盡屠杭城？草菅人命，于此可見。不想光天化日之下，而乃有此惡魔。伏祈緝兇法辦，以慰冤魂。上伸國法，下順民情。存沒共戴，瀝血陳詞，哀哀上告。

“夫身有紋銀十兩，已可踢死一人；若家有黃金萬鎰，便將盡屠杭城”，堪稱經典的“一語靈機”。最后，衙門官員不得不將惡人繩之以法。

關于這個問題，《訟師惡稟大全》的編集者曾作過一個評語，大概能反映人們對訟師的“另一面”看法：用訟師于懲奸毖惡、扶弱植孤之地，其功可甚于豪俠義士萬萬。蓋其用心細慮事精，萬非豪俠者逞其意氣之所可比，特訟師之不肯為耳。（殷嘯虎）

（作者為上海社會科學院法學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