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為高培勇演講摘編：

每當論及高質量發展特別是論及制約高質量發展的因素時，大家可能會把經濟下行或經濟下行的壓力擺在第一位，但我認為這可能不是最主要的，為什么？因為經濟下行和經濟形勢的嚴峻至多只能放緩我們邁向高質量發展的腳步，至多只能分散我們聚焦高質量發展的注意力，但它不會改變高質量發展的方向。改變高質量發展方向的往往是似是而非的決策。如果說你本來想聚焦于高質量發展往前走，但是做出的決策切切實實把你向后拉，那么這樣一種因素才可能是制約高質量發展的最重要的因素。這個因素該如何表述？其實就是大家經常說的慣性思維，慣性思維可能是我們轉向高質量發展的最重要的制約因素或者說是最大障礙。

大家可能要問為什么會有慣性思維，這種思維方式為什么又成為了一種慣性？我認為，這同我們在慣性思維語境中浸泡的時間太久有關系。比如就教育而言，在座很多人在學校里接受的經濟學教育，往往和傳統宏觀經濟理論聯系在一起。這種傳統宏觀經濟理論，總體而言是圍繞需求管理而調控經濟的一種理論。任何時候當我們談起面對宏觀經濟形勢變化該做何種抉擇的時候，腦子里立刻閃現出這種理論的的影像。從實踐層面看，過去我們談論經濟發展的時候，立刻想到的一個詞就是招商引資，即便現在請在座各位圍繞經濟發展出謀劃策的時候，各位腦子里立刻想到的，可能也是上項目、要投資，從而帶來稅收和GDP增長。

誠然，這樣一種慣性思維任憑誰都很難擺脫。但如果不告別、不摒棄這種慣性思維，在經濟形勢運轉正常的時候，我們姑且還能想著高質量發展、想著與高質量發展相關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新發展理念、加快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等。但是一旦遇到風浪，便會不由自主地回到原有的高速增長軌道、原有的宏觀調控思維模式上去，這是我們需要特別警惕的一個問題，因而需要轉變這種慣性思維。

該如何去轉變？必須說這是一個非常痛苦的過程，要和自己過去的教育、所接觸的理論、所熟悉的經濟發展韜略和實踐告別，轉向新的與高質量發展相匹配的思維方式上去，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不管怎樣，我們必須認識到除了邁向高質量發展，我們別無選擇，只能硬著頭皮去做。

在這個過程中，我認為有一種辦法可能值得采納，那就是我們要試著在高質量發展與高速增長之間劃一條相對明確的分界線，時刻告誡自己，我們現在是在高質量發展這一邊，而不是在高速增長那一邊，可能這是一種有效的辦法。

比如高質量發展在四中全會的文件中是這樣表達的，那就是高質量發展包括三個要素，第一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第二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第三加快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當我們看到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從制度建設的意義上為高質量發展畫了這樣一幅素描的時候，我們需要找到它的參照系或者找到它的對立面。高速增長條件的素描，我們能不能據此勾畫出來，我想應當是可以的。比如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發展理念這個詞我們很熟悉，關鍵在于“新”。提到“新”一定有“舊”，新發展理念是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用這十個字要解決什么問題？

我們不妨回顧一下在提出高質量發展之前，高速增長時期的語言背景。那個時候整個經濟的運行是圍繞著GDP的規模和速度而展開的。談到經濟發展和經濟工作，不可能繞開這兩樣。但是在高質量發展階段，GDP的規模和速度當然重要，但已經有比它更重要的東西了，那就是質量與效益，因而就有了質量第一、效益優先這樣一種新的表達方式。為了實現圍繞著質量和效益而布局經濟工作，謀劃經濟發展，才有了新發展理念。那么我們是不是可以在GDP的規模和增速以及GDP的質量效益之間劃出一條明確界限呢，我覺得這是可以做到的。

第二，供給側的結構性改革。當談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時候我們說它是高質量發展階段宏觀政策的主線索，那么它的對立面是什么？它的對立面是需求管理，是以逆周期調節為主要特征的需求管理政策。我們為什么要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什么要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匹配高質量發展，一定有按照需求管理政策的操作解決不了的最重要經濟問題。那是什么問題？顯然是結構問題、供給側問題。因而從需求管理政策邁向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高質量發展階段所必須面對的問題，在這個過程當中有幾個方面的轉變必然要發生。

其一要從需求側移步于供給側；第二要由聚焦需求總量轉變為聚焦供給結構；第三要由關注短期平衡轉為關注長期可持續發展；第四要由主要動用政策手段的操作轉為深化改革的行動。這樣一種轉變或者說這樣一條分界線的勾畫，對于我們轉換思維方式或者告別慣性思維可能是一個行之有效的辦法。否則的話兩個方面混在一起，可能自覺不自覺地又回到高速增長的思維軌道上去，很容易導致似是而非的決策，出現南轅北轍的效果。我認為這是制約高質量發展的最重要的因素，認識到這一點在當前注意加法與除法的并用，也是特別重要。

所謂加法就是要在傳統或慣性思維的軌道上加上新的思維，比如圍繞GDP的規模和增速來布局經濟工作的時候，不要忘記現在是高質量發展階段，起碼要在這個基礎上加上質量和效益的追求，進而再做除法，用質量和效益替代規模和速度。這時候規模和速度不是說不重要，我們只是說它位置要互換，要把質量和效益放在第一位。比如在談到宏觀調控、逆周期調節時，一方面要注意逆周期調節是必要的，但同時也要注意在高質量發展階段，宏觀政策的主線索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我們起碼要做一個加法，逆周期調節加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然后再做除法，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放在第一位，逆周期調節為代表的需求管理政策放在第二位。

談到主線就有次主線，主線加次主線可能是我們面臨今天持續下行的經濟壓力和復雜多變的經濟形勢所必須考慮的一個關鍵問題，這不僅僅是中央決策的要求，更是宏觀經濟形勢本身的要求。

比如在論及當前經濟下行壓力的時候，我們必然要問是什么樣的因素導致經濟下行。在今年以來政府工作報告和此后的中央文件中，對此有一個專門的描述叫新老矛盾交織、結構性與周期性問題疊加，還有一個更全面的概括叫做短期與長期內部與外部周期性與結構性問題相交織，所有的這些表述告訴我們一件事，今天導致經濟下行的壓力不是來自一個方面，而是來自一個或多個方面；不是來自一個因素，而是一個或兩個或多個因素。

在這個時候我們會注意到簡單的操用逆周期調節的政策去應對經濟下行絕對會有效益，但是它不能解決所有的問題，甚至不能解決最重要的問題。比如當面對周期性下行壓力的時候，逆周期調節政策無疑是有效的，但是當面對體制性或結構性問題因素影響的時候，逆周期調節恐怕就不那么有效，而必須動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加以解決。道理非常簡單，我們必須對癥下藥，一把鑰匙開一把鎖，世界上不存在包治百病的萬用良藥。

我們現在是在高質量發展階段談論經濟形勢，討論經濟對策，而不是在高速增長的環境條件下討論這個問題，即便是僅僅關注經濟下行這一個要素，我們也必須說這是發生在高質量發展階段的經濟下行，而不是簡單等同于經濟高速增長階段的經濟下行。背景變了，照相也好做其他事也好，整個色彩都會跟著變。所以在高質量發展階段，要避免出現似是而非的決策導致南轅北轍的結果。我們必須告別慣性思維。要學會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辦法穩需求、穩增長、破解經濟下行的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