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庫答問】

本期嘉賓

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 張曉明

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國內智庫部主任、研究員 黃斌

騰訊社會研究中心總監 王曉冰

編者按

日前，科技部、中宣部等六部門聯合發布《關于促進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指導意見》。宣傳思想文化戰線如何應對新一輪科技革命挑戰？數字經濟蓬勃發展，文化建設如何搭上這列“快車”？光明智庫約請專家，結合數字技術在故宮、敦煌等地的實際應用，為您講述“數字+文化”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帶來的巨大效應和廣闊前景。

1、 用數字技術挖掘傳統文化寶藏

光明智庫：數字文化產業中文化創意是核心，數字技術是載體。您認為這對于提升我國數字文化產業的原創能力有何促進作用？

張曉明：在數字文化產業中，文化創意是核心。人首先得有情感和意義的“表達”——包括文字、聲音、圖像，然后才能進入以什么技術手段記錄并呈現出來的階段。同樣，一定的技術手段也左右著文化傳統的傳播與傳承。電子媒介取代紙質媒介是文明的巨大躍升，數字技術取代模擬技術又是電子媒介的巨大發展。數字技術目前不僅是“載體”和“手段”，而且影響內容創意本身，文化遺產數字化已經進入了建立文化“素材庫”的階段。以數字技術對文化資源展開深度開發，進行要素提取和意義標注，進而建立知識圖譜，將有望挖掘出在以往技術手段下難以發現的全新價值，并將開辟出歷史文化的全新研究領域，這對提升我國數字文化產業原創能力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黃斌：文創界普遍認為：對于文化創意產業而言，創意是核心。創意一般有兩種途徑，一種是跨界創新，一種是積累創新。在互聯網發展的早期階段，跨界創新是主流，技術創新、業態創新帶來了新的數字文化產品和服務，比如網絡游戲；推動了傳統文化產業的轉型，比如數字出版。當時，我國文化產業的原創能力不強，還處在跟隨階段。近年來，我國文化產業的原創能力有了顯著提升，開始形成一批具有鮮明中華文化標志的IP，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積累創新的發展。傳統文化機構利用自身較好的信息化基礎，主動開放數字文化資源，尋求與數字文化企業的合作，共同推動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提升了我國數字文化產業的原創能力。

但必須說明的是，從更廣闊的視角看，技術進步是一切產業進步的保障。對文化創意產業而言，數字技術并非僅僅是載體，它必然會對創意內容、創意活動本身產生影響。比如近年來涌現的UGC(用戶生成內容)和PUGC(用戶與專業共同生成內容)就是我國創意生成方式的一大變革，在這種創意方式下誕生的網絡文學、直播和短視頻等業態，也是傳統文化產業中不曾存在的內容產品。

王曉冰：數字技術與傳統文化相互結合是文化創意的重要來源，是提升產業原創能力的關鍵。新文創倡導數字文化與傳統文化的結合，是在傳統文化的基礎上進行新的創造。在數字化時代，數字技術不僅是形式，它本身就是認知界面、內容表達，我們在塑造平臺、工具和技術的同時也被它們所塑造。而文化本身，像水一樣，有它亙古不變的內涵。真正具有全球影響力的中國符號，必然植根于中國傳統文化的土壤，但又融入新時代的元素，特別是與科技相互融通。

2、 在創造中轉化，在創新中發展

光明智庫：《王者榮耀》游戲中“飛天皮膚”的創作靈感源自敦煌莫高窟的壁畫，電影《哪吒之魔童降世》中的“最丑頑童”源于中國古代的神話傳說。諸多傳統與創新相結合的典型案例讓我們深思，如何才能將傳統文化資源轉化為數字文化精品？請談談您的見解。

黃斌：資源不會必然或自動轉化為產品，只有通過創意，通過產業化，才能實現“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近年來利用優秀傳統文化資源進行創意并形成數字文化精品的例子越來越多，主要得益于傳統文化資源的數字化、開放化；得益于相對健全的現代數字創意產業體系；得益于對傳統文化故事與現代價值觀念、大眾審美的融合創新；得益于依托網絡形成的社群化傳播。

下一步，需要推動文化領域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進一步破解從文化產業向其他產業產品(比如衍生品、文旅融合產品)過渡的瓶頸，摸索完善網絡輿論傳播和引導規律，實現我國數字文化產業整體競爭力的提升。

王曉冰：在傳統文化與數字文化的融合中，要不斷尋求最佳平衡點，堅持“小步快走”。通過這些年的積累，我們總結出兩條規律：一是尊重傳統，在深入理解和感受傳統文化的基礎上進行創新；二是以不同方式滿足不同消費群體的文化需求。比如，騰訊和敦煌研究院聯合推出了H5項目。用戶只要花0.9元，就可以支持莫高窟洞窟的修復工作，同時得到一張有錦囊金句的電子卡片。這些錦囊金句都是敦煌研究院的研究人員和騰訊創意團隊反復琢磨的結果。所以，對待傳統文化的數字化開發要有耐心，要靠時間來深入了解、深度打磨。傳統文化是一個巨大的寶庫，是內容創新取之不盡的源泉。

張曉明：從傳統文化資源到現代數字文化產品要經過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這個轉化過程最好的依托就是資源分散化配置的文化市場。經驗和教訓告訴我們，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最為重要。簡單來說，我們需要一個運作于現代社會治理體系中的文化市場，在這個市場中，政府為經濟效益的獲取設計好了底線，對創新予以最大程度的包容；同時，政府也為社會效益的彰顯設計好了獎勵，對名副其實的成功者予以獎賞。最關鍵的是，政府與市場保持了理智的距離。

3、 5G時代，鋪開產業發展高速路

光明智庫：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取之不盡的寶藏，但固守傳統會成為阻礙產業發展的絆腳石。尤其是在5G時代，科技為產業鋪就了一條高速信息公路。您認為該如何抓住“科技+文化”深度融合的契機，開辟文化產業運營渠道，延伸產業鏈條？

王曉冰：5G時代將給相關產業帶來嶄新的格局和面貌。比如5G帶來的“萬物互聯”將是百億甚至千億級的，人與人、人與物、物與物的連接都能快速實現。連接還延伸出更多應用場景，讓產業之間實現高度融合。數字文化產業也將迎來新的場景，特別是與其他產業打通的跨場景。正如《數字文化產業發展趨勢研究報告》中所說，數字文化產業正在向更多經濟領域拓展，未來與產業互聯網的融合將是推動數字文化產業發展的重要機遇。

黃斌：從故宮和敦煌等發展數字文化產業的成功案例來看，基于優秀傳統文化，做好創新創意，核心是激發新的創意組織模式。這個模式最重要的特點在于激發全社會的創意創新熱情。具體而言：

一是鼓勵科技公司尤其是平臺類公司，不斷加強創意的數字化，降低技術門檻。基于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等技術，我們可能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清楚創意的規律，這是產生新創意的基礎。在此基礎上，創意者可以更好、更高效地進行創新，制作出精品。

二是要強調其他科技領域成果在文化領域的轉化應用。例如，中國巨幕標準之所以能夠成型，有賴于激光放映、巨幕制作等制造業和高新技術領域的一系列科技創新成果轉化，而科技創新必然會帶來產業變革。

三是更加重視創意產業，推動文化創意和相關產業融合發展。近年來，應用場景已經成為諸如人工智能、大數據等產業發展的動力，而我國最豐富的場景無疑是在制造業領域。通過用戶反饋數據，依托人工智能等技術，推動創意設計融入產業互聯網，從而生產出更高質量的產品。

張曉明：敦煌的數字化發展經驗值得借鑒。記得2001年“五一”長假，敦煌曾出現數萬人擁堵的場面，引出了敦煌研究院原院長樊錦詩關于“數字洞窟”的整套創新性構想。從那以后，敦煌開始了世人矚目的“文化遺產數字化”進程。特別是近年來，敦煌與大型互聯網平臺公司合作，全面展開了“互聯網+中華文化”戰略，不僅生產出“飛天皮膚”這樣的游戲爆款，而且還舉辦了“古樂重生”等大型演出，將從敦煌壁畫中復制的古樂器和藏經洞中的古樂譜相互結合，搬上舞臺，實現了覆蓋上千萬人的網絡傳播。

4、 中華內核、全球形式

光明智庫：近幾年，數字文化產業主動“出海”的積極性增強，正從資本“出海”向產品、技術“出海”轉變。但是，產品中能夠反映中華民族優秀品質的價值觀念卻常常顯得不足。請問，在企業“出海”的過程中，應如何借助“中華內核、全球形式”向世界傳遞好中國聲音？

黃斌：從資本“出海”到技術、產品“出海”，是我國數字文化產業競爭力提升的一個重要標志，標志著我國在全球文化產業體系中已經開始掌握一定的話語權。下一步，依托技術和產品載體，講好中國故事，將是促進世界各國民心相通的重要任務。

深入挖掘、研究、宣揚傳統文化的價值品質，應該找出那些簡潔、明確、全球認可度高的價值觀念進行傳播；充分吸收全世界優秀文明精華，不必拘泥于某些特定的形式載體，而應該更多地采用本地熟悉、全球認可的文化形象來傳遞；最重要的是，在當下的話語環境中，中華優秀價值觀念可以通過植入IP人設、故事情節、游戲玩法等進行有效傳遞，而不應僅僅局限在形象、背景、配樂等層面。譬如在香港早期影視作品中，“義”“俠”往往是人物性格和情節推動的重要因素，這就推動“義”“俠”等價值觀念在整個東亞、東南亞地區，甚至歐美地區獲得廣泛認知。

王曉冰：我們應與全球優秀的創作力量進行合作，打造由中國團隊主導、全球共享的中國故事。這些作品只有具有濃郁的中國風格，以及被全球用戶接受的數字形式和敘述結構，才能受到不同國家不同語言的年輕用戶的喜歡。

張曉明：近年來，隨著數字文化產業的興起，中華文化“走出去”的動力機制呈現出很大的不同，以前是政策支持、政府推動“走出去”，現在是數字技術發展的要求和市場內生動力在推動企業“走出去”。在市場化機制作用之下，講好中國故事正在變為企業實實在在的市場戰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