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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癆九死”這樣成為歷史
結核病在我國俗稱“癆病”,“十癆九死”是中國老一輩人的說法,但并不夸張。70年來,為了控制結核病,最終消滅結核病,我們一代代中國防癆人薪火相傳,為著這份事業砥礪前行。
今年,我已經90多歲了,從醫70年來,我見證了中國結核病防治工作的建設和發展。我記得在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工作的9年里,每當聽到和祖國有關的歌曲,我都會情不自禁地跟著哼唱,特別是那首“我和我的祖國”,我唱得最好。
中央結核病研究所成立
我記得,最初結核病是一種沒什么藥可以吃,只能靠靜養的疾病。有錢人吃得好,休息得好,或許病情不重就好了,所以結核病也叫“富貴病”。對于窮人來講,結核病就成了因病致貧甚至最終致死的疾病,所以就有了“十癆九死”的說法。
新中國成立前,我們國家在世界上,算是數一數二的結核病高發病國家。專門治療結核病的醫療機構,幾乎沒有。新中國成立以后,國家重視醫療衛生工作,傳染病也得到了控制,特別是結核病。新中國成立初期,國家成立了7個中央直屬醫院,其中最大的中直第一醫院就是當時的“華北人民醫院”,有600多張病床,其中500多張是結核病床。醫院當時也沒有專門的藥,以療養為主,所以那個時候仍然不能得到很好的治療效果。我記得當時收治的病人,有老紅軍,也有老干部。我們知道這些人都是對國家有很大功勞的人,但是我也沒辦法給他們治療,只能看他們一點一點慢慢地消瘦甚至病重,心里很難受。
后來,中央專門投入經費,在現在的通州區(那個時候叫河北省通縣)建設了“中央直屬結核病研究所”。在當時,這就是一個比較大的現代化的結核病醫院。后來,50年代末,該所更名為“北京市結核病研究所”“北京市結核病醫院”。醫院建成后,原來中直第一醫院的500多位病人全部一次性轉移到這里,成為醫院成立后第一批患者?;颊咦∵M來以后,開始的治療依舊是以療養為主,后來逐步研制出鏈霉素、異煙肼、對氨基硫酸等抗結核藥物,從此開始了我國藥物治療結核病的歷史。
從世界衛生組織將結核病國家防治體系引入中國
1979年,通過當時衛生部的推薦,1980年,我赴世界衛生組織(WHO)出任西太區首批常駐醫務官,并擔任西太區結核病咨詢組組長,負責西太區各會員國的結核病控制工作。我在世衛組織工作期間,根據西太區一些國家的特點,開創了“茅草醫生”模式以加強傳染源治療和管理,大大提高了結核病人的陰轉率,基本達到100%,為西太區的結核病防治做出了巨大貢獻。同時,我將世界衛生組織結核病國家防治體系引入我國,開啟了國家系統防治結核的新里程。
說說“茅草醫生”這個稱號。當時西太區包括大約40多個國家,除了少數發達國家結核病控制得比較好以外,其他國家基本沒有開展結核病控制工作。那個時候,有些地方居民住的還是沒有墻的茅草房,我當時就在那里開展工作。我將住在茅草房里面有些知識的人挑出來進行培訓,并組建了“茅草醫生”團隊,開展結核病防控工作。其實,這就是將我國培訓鄉村赤腳醫生的經驗搬到這里來實踐的。我們國家當時在每個村培訓專門做結核病防治的赤腳醫生,為了方便病人,也為了減少結核病傳播,我和村里的赤腳醫生,都是一起到患者家里去,給患者送醫送藥的。后來,國家對結核病人有了新政策,可以免費治療,我們除了把藥送到病人身邊,還會看著病人把藥吃進去。這個行動大大提高了結核病人的陰轉率。
另外,我們國家那個時候對世界衛生組織(WHO)力推的結核病主要防治策略“國家結核病規劃”了解還不足,影響了我國結核病控制規劃的制定和進展。在咨詢組首次訪華考察中,我作了“國家結核病控制規劃”的報告,還與中國結核界的領導、專家進行了深入探討。我的論述得到了領導和國內專家的認可,有效提高了我國當時對國家結核病控制規劃的認識,為制定和改進我國的結核病防治體系建設起到了推動和促進作用。在此之后,我國的結核病防治邁入大踏步時代。
在世衛組織工作的9年里,我的心始終惦記著祖國,惦記著國內結核病防治發展狀況。不論奔波在哪個國家,每當聽到來自祖國的聲音,我都無比激動。當在薩摩亞中國大使館聽見“我和我的祖國”時,熟悉的旋律讓身處異國他鄉的我們倍感親切,我不由自主地和同事們一起哼唱:“我和我的祖國,一刻也不能分割,無論我走到哪里,都流出一首贊歌……”
(作者系北京市結核病胸部腫瘤研究所教授)
編輯:劉暢
關鍵詞:結核病 國家 防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