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政協網北京3月28日電（記者 劉喜梅 姜貴東）“為什么要重視并推進分級診療？原因有三：一是要提升我國醫療服務的效率，需要從制度層面重構目前的醫療服務體系，分級診療是一種制度選擇；二是分級診療是實現優質醫療服務可及性目標的具體有效路徑；三是分級診療可以提高整體醫療系統的運行效果。”3月26日，在召開于北京的“落實分級診療與多點執業”研討會上，全國政協委員、中國醫院協會副會長方來英的發言，將會議討論帶向高潮。

這是第二屆“落實分級診療與多點執業”研討會  人民政協報·人民政協網 記者 姜貴東 攝

這是第二屆“落實分級診療與多點執業”研討會。會議由人民政協報健康周刊、人民政協報文化傳媒有限責任公司聯合主辦，華醫心誠（北京）醫療技術服務有限公司、天士力生物醫藥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信立泰藥業股份有限公司協辦。

分級診療需各級醫療機構都“術業有專攻”

合理配置醫療資源，構建有中國特色的分級診療服務體系，是我國持續深化醫改的重要內容。

“目前，我國分級診療制度的構建和推進，還存在諸多問題和難題。其中最大的問題，是目前社會、政府、業界對分級診療制度的認識和把握，并未完全到位，也還存在各種分歧。即便在業界，也有不少人認為基層醫療就是低水平的醫療，這是不科學的。初級醫療服務并不等于低水平的醫療服務，這是亟待糾正的觀點。”方來英強調。

“舉例來說，疙瘩湯是北京菜系一道特別平常的菜，但讓粵菜廚師來做就勉為其難。即便粵菜廚師認真了解了疙瘩湯的做法步驟，所做出來的疙瘩湯和北京廚師的疙瘩湯相比，也口味完全不同。可能，五星級酒店的粵菜廚師做出來的疙瘩湯，還不如北京一家小餐館的廚師做出來的更合我們胃口。這就說明術業有專攻。同樣的道理，分級診療需要達到的結果，并不是區分不同層級的優劣，而是根據不同定位，各級醫療機構都各有優勢和特色。”方來英舉例說明。

方來英委員的發言，也獲得了多位專家共鳴。身為一名全科醫生，全國政協委員、北京豐臺方莊社區衛生服務中心主任吳浩對分級診療制度建設的難點也深有體會。他也表示，如果將分級診療制度的分級定位為上下級，這種制度就很難真正實現。

“確實如此，合理的分級診療制度，是在每個層級都應有高質量的醫療機構，就如同大學、中學、小學僅是定位不同一樣。目前來說，推進分級診療制度的關鍵在基層醫療機構‘提質’上下功夫。”吳浩說。

“因為，只有基層醫療機構能夠滿足基層百姓大部分的醫療服務需要，分級診療的‘底兒’才能兜住。現在很多老百姓不愿意到基層看病，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擔心基層醫院看不好病，甚至誤診誤治延誤了病情。”吳浩介紹，方莊社區為提升服務能力所探索的經驗，是利用人工智能賦能中心的全科醫生，并構建智慧化的社區衛生服務體系，讓老百姓在就醫的過程中擁有獲得滿和滿足感。

據記者了解，去年方莊社區的“智慧家醫”模式還入選北京市改革開放40周年成果展，被市政府重點推介。

圖為會議現場 人民政協報·人民政協網 記者 姜貴東 攝

“醫共體”是分級診療的重要出路

“其實分級診療并不是一個新生事物，但因為醫保支付體系不完整、優質醫療資源的可及性不夠、信息化建設和共享的程度不強等因素，我國要建設成完善的分級診療制度，可能還需要很長的路要走。”國家衛生健康委衛生發展健康研究中心研究室主任苗艷青表示。

在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協和醫院消化內科主任楊愛明看來，建立緊密型醫聯體，是助力分級診療的一條重要出路。他也分享了協和醫院與北京第六醫院、龍湖醫院等建設醫聯體的經驗。

擁有2000張病床的北京協和醫院，消化科的病床只有五六十張，但來自全國各地的重癥病人很多，住院很困難。為緩解患者住院難，近兩年在東城區政府的促進下，北京協和醫院與北京第六醫院、北京普仁醫院等構建了醫聯體合作關系——由協和醫院來處理急危重癥病人，待病人度過危重期且病情穩定之后，將患者轉至合作的醫院進行后續治療和照護。

“這種合作，首先是盤活了病床資源，讓協和醫院和二級醫院的病床都得到了更有效率的利用。這種合作，同時也是一種分級診療，協和醫院發揮在急危重癥方面的救治優勢，合作醫院承擔起篩查、開藥、術后康復等職責。并且，因為是合作關系，協和醫院的醫生也會下到這些合作醫院來查房、討論病例等，帶教這些醫院的醫生。可謂是一舉多得。”楊愛明說。

原衛生部副部長、中國醫師協會終生名譽會長殷大奎贊可北京協和醫院的醫聯體建設。他也同時強調：“醫聯體是分級診療制度的重要抓手，是強基層的重要措施，是大醫院讓百姓受益的戰略性措施。但醫聯體只有真正‘聯心’，成為利益和命運共同體也即‘醫共體’，才是可持續發展的。”

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大學第一醫院心內科主任霍勇還建議，構建區域醫療中心，實現醫療服務體系的扁平化，也是推進分級診療制度的重要抓手。

圖為會議現場 人民政協報·人民政協網 記者 姜貴東 攝

醫生多點執業需要“合理合法”的出口

要合理配置醫療資源，除構建分級診療制度，落實醫生多點執業也是一條重要路徑。早在2015年，落實醫生多點執業就被寫入了政府工作報告。

“但總的來說，幾年時間過去了，醫生多點執業依然面臨著彈簧門、玻璃門，并沒有實質上的推進。”霍勇遺憾地表示。

全國政協委員、阜外醫院心律失常診治中心主任張澍表示，因目前醫生多點執業還面臨著諸多利益上和管理上的沖突，主動調動和發揮公立醫院參與多點執業的積極性，或許是一種不錯的探索。

張澍委員所在的阜外醫院也已經做出了實踐。作為國家心血管病中心，近幾年阜外醫院通過省部共建，建設了幾個心血管病區域性醫療中心，如云南阜外醫院、阜外華中心血管病醫院、阜外深圳醫院等。其中云南阜外醫院已經為當地貧困兒童心血管病救治做了大量工作，這些患者以往能夠有北京的專家救治，比“上天還難”。

霍勇委員建議，長遠來看，多點執業的設計一定是在有效的分級診療體系中實現。“關于醫生多點執業，國際上有很多平臺式醫院，比如美國有很多醫生集團平臺，醫生可在一個平臺上尋找適合自己的專業開展多點執業。在我國，醫生集團平臺還處于初步探索階段。但事實上，只有醫生的相當一部分收入，在社會服務或者是在商業模式下市場化的機制中得到回報，多點執業才能成為可能。”霍勇表示。

“實際上，醫生多點執業，也是實現醫療資源均質化的重要路徑，而醫療均質化是分級診療制度的重要保障。”全國政協委員、首都醫科大學北京宣武醫院神經外科首席專家凌鋒表示，最近兩年，她作為中國醫師協會志愿醫師分會會長，多次帶隊中國志愿醫生赴全國各地的國家級貧困縣，開展醫療技術扶貧行動，“這些行動也都涉及到醫生的多點執業”。

“醫療是需要法律許可的。目前我國醫生‘單位人’的身份，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志愿醫生幫扶行動的開展。所以建議國家主管部門出臺法律條文細則，明確醫生可以多點執業范圍和時間等，讓醫生成為全社會的資源，以改變目前醫生多點執業‘叫好不叫座’的現狀。”凌鋒呼吁。

“加強頂層設計，從法律層面認可醫生多點執業”，也是方來英、楊愛明以及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溫建民、徐亮、史大卓等多位專家的共識。方來英還建議，改革醫療責任險和醫院現有的用人制度，實現醫生的執業資質和注冊地點可分離，讓醫生多點執業擁有“合理合法”的出口，這樣將會有更多百姓享受到優質醫療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