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全科醫生是今年兩會的熱點話題之一。他們被譽為居民健康的守門人，是距離百姓最近，也最了解百姓疾病的醫生。在推進分級診療和構建全民健康的進程中，全科醫生作用的充分發揮，不僅事關深化醫改和深化教育體制改革的成效，也事關健康中國的建設步伐。

世衛組織總干事陳馮富珍曾這樣描述過她的一個“中國夢”——希望當她退休回到中國時，能有一個經過良好培訓的全科醫生照顧她的晚年生活，并幫助、指導她必要時去醫院就醫。

在全國政協常委、農工黨中央副主席何維看來，這不僅是陳馮富珍個人的“中國夢”，也是億萬中國百姓的“中國夢”。這既是健康中國的重要構成，也是全民健康的重要詮釋。而要實現這樣的“中國夢”，需要強大的全科醫生隊伍做保障。

全國政協常委何維

我國健康守門人缺口嚴重

全科醫生，也被稱為居民健康的守門人。他們通曉常見基本疾病的預防、治療、康復等工作，也對居民的基本健康保健工作熟知，還在居民醫保的合理使用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

全科醫生也是距離百姓最近，并且最了解百姓疾病的醫生。不同于我們常說的分布在大型綜合類醫院的兒科、婦產科、心外科、腦外科等專業科室的醫生，全科醫生一般在鄉鎮衛生院、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等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執業，負責相應轄區內居民疾病預防、治療和健康管理工作。在很多地方，全科醫生還以契約的形式和重點人群如高血壓、糖尿病患者等簽約，為這些患者提供長期隨訪的醫療服務。

“加速并重視全科醫生培養，是我國疾病譜和人口老齡化的直接需求。‘井噴’式爆發的慢性病已經成為我國居民面臨的最大健康挑戰，這說明，我國現行的以治療為中心的傳統醫學模式，已經不能遏制慢性病蔓延的趨勢，其需要向維護和促進健康的新醫學模式轉化。而這個轉化的過程，亟須醫療衛生資源下沉到社區和家庭，由全科醫生來擔當居民健康守門人的重任。”何維告訴記者。

但我國全科醫生匱乏嚴重。這一方面導致了我國居民很多常見病和慢性病的防控失守，另一方面因為基層不能分流患者也導致了大型綜合醫院的“人滿為患”。

據何維介紹，2011年公布的《國務院關于建立全科醫生制度的指導意見》明確指出，到2020年，我國將初步建立起充滿生機和活力的全科醫生制度，基本實現城鄉每萬名居民有2-3名合格的全科醫生，基本適應人民群眾基本醫療衛生服務需求。但截至2016年，我國執業（助理）醫師共有318.8萬人，已培訓合格的全科醫師20.9萬人，注冊為全科醫學專業的僅有7.8萬人，占執業（助理）醫師總量的2.45%，距離規劃目標實現還有很大距離。

“國際上，不少發達國家的全科醫生隊伍和專科醫生隊伍在比例上接近1:1。在古巴，全科醫生也占據了醫生隊伍的45%，為本國居民的健康作出了突出貢獻。對我國而言，只有夯實全科醫生隊伍，才能從根本上保障分級診療制度建立的醫改目標實現，才能解決百姓患大病時的‘看病難’問題。”何維強調。

復合型人才培養是國際醫教改革的重要目標任務

實際上，我國的全科醫生不僅在數量上嚴重匱乏，在質量上也有待提升。

這和我國醫學教育中長期形成的重課堂輕臨床、重技術輕人文等理念有關，也和地方醫學院校大規模擴招有關。雖然擴招本身是為了滿足我國居民對醫學人才的需求，但因為缺乏相應的師資配備等因素，讓放羊式的醫學教育成為主流，這逐漸偏離了醫學精英教育的軌道，也造成了醫學生總體質量的下滑。

何維引證了國家衛生計生委的一些數字來說明。2015年我國臨床醫學畢業生為12.8萬人，但只有70%左右的醫學生能夠通過執業醫師資格考試，且畢業院校差異性較大。比如北京協和醫學院，執業醫師資格考試通過率接近100%，而某些醫學院校僅為20%-30%，這表明醫學教育質量是參差不齊的，總體質量有待提升。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我國專科醫生在近幾十年的培養和使用過程中，積累了大量的臨床經驗，并在諸多領域取得了世界性的醫學突破。但面對我國居民的健康現狀，我們仍然需要對醫學教育體制，特別是全科醫生的培養問題進行系統性思考。”何維表示，在國際醫學界有一個重要共識——規劃得當、認真實施的醫學教育是綜合性健康服務的基礎，因而規范與提升全科醫師培養，加強我國全科醫師數量與質量的提升迫在眉睫。

據何維介紹，目前國際醫學教育改革的趨勢，是將能力型、復合型人才作為主要培養目標，而全科醫生培養則是該目標下的主要任務。為了實現全科醫生培養的主要任務，各國的醫學教育機構又把讓醫學生盡早接觸臨床實踐、以器官/系統為中心進行課程和臨床相結合的整合式教學、基于問題去督促學生學習作為三大工作要點。

“事實上，融合了上述三大工作要點的醫學教育，就是基于整合型人才培養的整合式教學。這種教學模式打破了傳統的以學科為中心的教學模式，以及學科與學科之間長期分離的現狀，構建了以‘器官系統’為中心的新的教學模式。”何維介紹道。

“比如，在醫學教育中講授關于腎臟的問題時，會從腎臟的解剖、腎臟細胞和分子的組織構成講起，一直講到臨床醫學中的內科疾病如腎炎、腎功能不全、尿毒癥等，讓學生對腎臟的整個生理病理結構形成系統的了解和認識，而不是在講授生理課、病理課、解剖課等課程時分別講授腎臟，既相互重復又相互疏離。”何維認為，這種整合式教學其實就體現了全科醫學的特點。

“目前來講，我國醫學教育還缺乏以復合型人才為主要目標的培養體系。因而，我國的醫學教育改革也應該與時俱進，補上全科醫學薄弱、全科醫生匱乏的短板。”何維建議。

三箭齊發，推動深化醫改和健康中國建設

針對補短板的問題，何維提出了三點建議。

一是強化全科醫學教育，在保證質量的前提下，擴大全科醫生的培養規模。二是要進一步完善全科醫生的人事制度改革，使其擁有有競爭力的薪酬待遇以及良好的職業發展前景。

據何維介紹，目前，我國全科醫生的平均收入僅為專科醫生的一半，且相關的人事制度改革一直沒有具體舉措。這導致了醫學生報考全科醫學專業的積極性不高，也造成了全科醫生供需脫節現象的普遍存在。

“我國醫改的根本目的，是解決百姓看病難和貴的問題，而全科醫學人才是實現這個根本目的重要支撐。因此，在‘三醫’聯動成為我國深化醫改重要抓手的當下，還應該增加對醫學人才的關注，將醫學教育改革提高到和三醫并重的戰略地位，從而充分調動醫務人才的積極性，進而推動醫改的進一步深化。”何維表示。

要調動人的積極性，人事制度改革是第一步。何維認為，應率先啟動全科醫生薪酬制度改革，設計不低于專科醫生平均水平的薪酬標準，并由人社部會同教育部、國家衛生計生委研究適合全科醫學教師和醫學生的職業發展路徑，吸引更多的醫學生報考全科醫學專業，以及更多優秀醫生從事全科醫學教育工作。

何維提議，在全科醫生的職業發展路徑上，可以嘗試在有資質的醫療機構，開展“5+3+2”的全科醫生培訓，并授予這些醫學生全科醫學博士學位。這些醫學博士進入工作崗位后，可以直接晉升中級職稱。

“除了加強醫學教育的院校培養之外，深化全科醫生的畢業后再教育也至關重要。比如，可以把全科醫生培養作為專科醫生培訓制度建設和探索實踐的重要任務，由知名專家去社區做全科醫生的領袖，組建專科醫生下社區的聯合‘會診包’，借此做好對所下社區全科醫生的帶教工作，并將帶教結果作為專科醫生進一步晉級高級職稱的考核條件。”何維進一步建議。

第三，要有科學合理的分級診療制度作保障，充分發揮醫保的杠桿調節效應，在居民社區初診和康復轉治等方面發揮約束性作用。與此同時，大醫院與社區服務中心應在定位和服務上相互補充，成為緊密的利益與命運共同體。

“正如同醫療體制改革本身是一項系統工程一樣，全科醫生人才的量質齊升，也同樣需要多方協同推進。這不僅事關深化醫改和深化教育體制改革的成效，也事關健康中國的建設步伐。”采訪最后，何維強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