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國浦東干部學院副教授、博士 焦永利

設立雄安新區,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作出的重大歷史性戰略決策,是千年大計、國家大事。近日,經黨中央、國務院同意,國務院正式批復《河北雄安新區總體規劃(2018-2035年)》,這標志著雄安新區的發展進入全面建設實施階段。雄安新區將建設成為一座“未來之城”,其規劃過程展示出面向新的城市發展范式的系統探索。

國際上正在興起以谷歌SidewalkToronto、“倫敦2062”等為代表的未來城市系統探索,國內一些城市和新區也提出對標雄安新區,建設面向未來的城市或城市片區,如武漢長江新城、廣東深汕特別合作區等。這些實踐表明,面向新一輪科技產業革命,未來城市正在成為新的競爭領域。中國的頂層設計和地方實踐也表明,在城市領域正在孕育興起系統集成探索未來城市的“中國方案”。

展望未來城市建設,一方面要聚焦新的技術、產業帶來的系統影響,另一方面也需要預研預判新的治理與政策應對,時代發展與現實實踐都呼喚對未來城市變革開展理論思考。

一、 以雄安新區為代表的“未來城市”建設是高質量發展重要主題

當前,中國的發展從高速度轉向高質量,而高質量集中于供給側,需要創新成長為核心動力。從經濟運行的視角看,高質量發展意味著需要產出高質量的產品與服務,背后是高質量的經濟和商業思想的支撐。同樣,城市可以看做一個擴大了的“空間產品”,因此新時代也呼喚高質量的城市發展模式及其治理思想,未來城市的發展為此提供了展望方向和想象空間。

新一輪科技革命將給產業發展、城市形態、社會治理帶來巨大的變化,這為探索未來城市提供了時代機遇。同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也將會推動產業革命向前發展,兩者一起激發相對系統集成的未來城市方案。

在這一過程中,科技、產業和城市之間的互動邏輯將發生深刻變化,產業、規劃、治理之間越來越相互影響,密切互動。面向未來城市,我們需要理論創新,以及在理論創新基礎上的治理創新和政策創新。

因此,我們觀察雄安新區,可以有區域和國家的雙重視角。從區域的視角來看,雄安新區源于京津冀協同發展的國家戰略,是非首都功能的集中承載地。從國家視角看,在新一輪科技產業變革面前,培育一個新的區域增長極必須帶有鮮明的“新”特征,并且一定是系統集成的“新”,方能成為區域的“反磁力”中心。

2018年4月發布的《河北雄安新區規劃綱要》提出了新區的建設目標:到2035年成為高水平的現代化城市,到本世紀中葉成為世界級城市群的重要一級,建設成為人類發展史上的典范城市。這一宏偉目標必須用大的歷史觀來審視,我國在歷史上曾出現多座具有世界影響力的重要城市,孕育了當時條件下先進的制度、先進的科技,奠定了中華文明的地位。伴隨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雄安新區將站在人類城市發展史的高度,探尋未來之城的整體設計與建設。例如,數字化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最大特征之一,雄安新區的規劃中提出建設“數字孿生城市”,現實的城市與虛擬的城市同步建設、互相促進,物理的和云端的兩個鏡像將形成新的發展張力、形成新的治理互動體系。

雄安新區的規劃體現出未來城市“三個生態”疊加的特征。雄安新區規劃將人、自然、城市空間和創新活動進行統籌考慮,形成了“自然生態、人居生態、創新生態”三個體系的疊加。其基本邏輯在于,創新生態越來越多地依賴于前兩個生態的涵養,集聚人才、集聚創新機構等要素,進而形成一個能夠滋養創新活動的完整系統。這也充分體現出發展階段變化與發展思維的躍遷。工業文明時代,各地通常是先發展產業,招商引資,然后吸引人口集聚,再完善配套公共服務設施。到了工業化中后期,城市競爭的賽道則切換到了創新和質量上來,倒逼城市做好環境,做好公共服務。城市的動力邏輯出現了變化,三大生態體系越來越展現出互相支撐、同頻共振的趨勢。發展的次序出現倒轉,必須首先靠良好的人居環境和公共服務吸引人才、機構,然后衍生出創新成果和產業轉化,也就是從原來的people follow business,走向未來的business follow people。城市也要走向為人才特別是科技人才“量身定制”人居環境。

這一變遷的背后是思維的深刻變化,是從工業文明的思維躍遷到生態文明的思維。生態文明絕不只是加大生態環保力度,她意味著整個城市操作系統的升級,而非局部的修補和應用軟件的更新。在此框架下,未來城市將成為超大型的“產業孵化器”+各類前沿新技術的“應用集成場”,這兩個方面共同構成了未來之城的未來屬性。

二、 磁體與容器:關于未來城市的基礎概念挖掘

通常而言,做理論研究都是先有一個假設,這個假設暗含了許多局限條件或者前提條件,然后再做理論推論,繼而運用經驗證據去證明或證偽。當前,新一輪科技產業革命使得城市營造、城市運行的諸多前提性局限條件發生了變化,因此研究城市的理論體系也需要相應的變化,才能更好和現實對應。新一輪科技產業將帶來一系列城市創新空間,創新力量將會重塑城市的方方面面,包括發展形態、產業體系、空間結構、管理方式等,需要進行深度的研判和思考。

未來城市將體現出一系列的“新”內容,主要體現在兩個層面:第一個層面是城市本身的變化,包括形態、功能、布局、結構等維度。新一輪科技產業革命的興起,將引發多個領域的顛覆性變化,會放松城市營造所面對的各項局限條件;第二個層面是治理變革,包括投融資、土地、社會治理等方面。這兩個層面我們也可以形象地表述為技術的、空間的“硬”的一面以及治理和制度的“軟”的一面,兩個層面需要更好的結合起來,做到“雙重整合。事實上,這一點也是許多專家的共同認識。例如,針對技術創新和城市發展,哈佛大學城市經濟學家格萊澤(EdwardGlaeser)認為,城市是新技術孕育發展的搖籃,而技術又反過來塑造城市。技術創新能夠解決城市面臨的各種挑戰,但創新絕不局限于技術,更加智慧的制度和政策也能讓城市運行更加高效。因此,技術創新與城市優化終究是為了提高以人為本的程度和人類福祉。

在聚焦“雙重整合”、探索“未來城市”系統方案方面,中國具備獨特的制度優勢以及與國際并跑的技術基礎。

如前所述,新一輪科技、產業創新的趨勢,對于今天的城市是外生性的變化,會放松城市營造與運行的各類局限條件,有硬的一面、也有軟的一面。而構建一個簡明的框架來分析新一輪科技產業革命對城市的影響,需要尋找學術上比較有張力的概念去應對。其中城市學家、思想家芒福德提出的城市作為“磁體-容器”概念,可為我們提供理論上的借鑒。他認為城市可以作為磁體,也可以作為人類各種活動的容器。我們據此可以搭建起科技產業映射城市的一個簡要分析框架。如下圖所示:中間一條分隔線,左邊部分分析變動趨勢,右邊部分分析兩個方面的變化。容器對應狹義的城市空間,城市的物理形態承載各類活動,空間上很多變化對應于容器,包括點線面的變化,特別是未來“空”的變化巨大,未來的一些城市交通技術變革,如飛行汽車等,將會使得城市空間的立體化程度進一步提升。同時,城市功能的許多變化則是對應于磁體的。容器滿足城市人的物性、磁體對應于我們的理性。

三、 鑒往而知今:歷次科技產業革命對城市發展的影響回溯

歷史是一面鏡子,回顧歷史上的技術變革對城市的影響,縱觀近現代以來的發展歷程,城市的變遷與科技產業革命有非常密切的關系。

第一次科技產業革命導致工業城市的興起,城市作為一類空間“角色”開始出現深度分工。此前的城市都是農業經濟狀態下,集中交換物品的場所或治理、防衛功能的集聚地。真正的大工業生產型城市始于工業革命,并隨之孕育出了成熟的配套體系。此后,隨著市場范圍不斷擴大,出現了港口城市、資源型城市的功能分化,城市分工進入了工業化體系時代。在這套城市體系下,支撐起了大規模的就業,城市化得以大大加速。但是,這些變革也帶來了一系列的城市病,如工人居住狀況不斷惡化等。與此同時,如歐文、傅里葉一樣設想理想城市模型的思想家也大量涌現了出來。同時,我們熟悉的現代城市規劃也走上了歷史舞臺。通常認為,現代城市規劃是誕生于英國的《衛生法案》,這部法案創造了功能區隔、容積率管制、光照要求、衛生住房等內容,以此適應城市大變革的沖擊,并隨之帶來了城市聚居行為的一系列治理和政策演進。

到了第二次科技產業革命,城市化進一步加速,城市體系分工進一步深化,城市群開始涌現。電力的普及、交通通訊技術的發展也允許分工范圍更大、程度更深,因而一些資源調配型的、總部型的、甚至金融型的城市開始出現。同時又出現了一些新的城市問題,面對這些問題,我們看到又有一批理想城市的設想出現了,也就是城市規劃專業領域的若干經典模型,比如柯布西耶提出的明日城市、賴特提出的廣畝城市等。

第三次科技產業革命的影響更大、更迅猛,人類在這個時期作為一個整體進入了城市時代,全球超過50%的人居住在城市當中。這個階段有一個大的進展,就是全球化的體系整體生成,全球城市網絡成為影響人類發展的重要空間節點。當然,同樣也涌現出無序擴張、能源危機、交通擁堵等一系列的新問題,也又出現了一批理想城市的模型。比如,精明增長、新城市主義等等。

這些歷史回溯展現出來一個什么樣的規律呢?就是科技產業新變化給城市帶來新機遇的同時也會帶來系統性的沖擊,出現一些當時條件下的“城市病”,針對這些病癥,一些有識之士看到變化、預判發展,提出一些新的理想城市的應對模型,其實這些都可看做是當時條件下的“未來城市”設想。

當前,新一輪的以人工智能、物聯網、量子計算等為代表的科技產業革命,又將會給城市帶來哪些方面的變化呢?這些變化又將引發怎樣的沖擊呢?面對新的發展機遇與可能的沖擊,今天的我們又將提出怎樣的“未來城市”或“理想城市”的模型呢?這是全人類的時代性課題,也是以雄安新區為代表的中國新型城市發展道路的探索方向。

可以確定的是:第一,作為前提性的約束條件,科技產業創新將引起系統性的變動,帶來機遇,也帶來挑戰;第二,重大的技術,特別是交通領域的新型技術、新型基礎設施會帶來對城市形態的重大影響。這些趨勢提醒我們要回到城市的基本模型,尋找更有包容性的理論路徑,尋找一個能夠包容科技和制度互動的城市理論模型。另外,歷史回顧發現,磁體和容器之間的矛盾也是城市演進的一條重要主線,如何分析二者的矛盾與演進,也是”未來城市“理論建設的重要視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