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機天津工廠將于12月31日停產的消息引發廣泛關注。與此同時，三星擬在天津投下24億美元，建設全球尖端的動力電池生產線和車用MLCC工廠等項目。從三星的一“退”一“進”中，可以窺見中國產業的轉型與升級。

近年來，隨著“人口紅利”的逐漸消退，勞動力成本不斷上升，很多勞動密集型的外資企業將產業轉移至越南等勞動力成本低廉的地區。同時，中國高校擴招積累的“工程師紅利”正在釋放，外資進一步加大了對中國新興產業的投資力度。

在中國產業轉型與升級的過程中，陣痛將不可避免。專家建議，要進一步加快供給側改革，加大降稅減費力度，對沖勞動力成本上升對制造業特別是高端制造業的沖擊。同時，要通過破解融資困局等措施大力扶持小微企業，穩住就業的“基本盤”。

流向勞動力成本洼地

“其實，公司從三年前就開始陸續關停生產線了。當時還有七八千人，一下班浩浩蕩蕩的，光班車就好幾十輛。但從那之后就每況愈下，現在只剩下2000人了。”作為天津三星通信的一名老員工，李娟（化名）告訴中國證券報記者，對于公司的突然關停，她并不感到吃驚，“我們已經好久不怎么加班了，早有心理準備的。”

資料顯示，天津三星通信為中外合資企業，2001年注冊成立，注冊資本為1億美元。三星電子株式會社出資90%，天津市國資委控制的天津中環電子信息集團有限公司出資10%，主要經營范圍為開發、生產、銷售移動電話終端，數據通信多媒體產品等。是惠州工廠外，三星手機在華的主要生產基地。

三星陸續關停在華生產線，與市場份額的持續下滑密切相關。

根據IDC的數據，2018年第三季度，三星手機在中國出貨量約為70萬臺，市場份額從2016年的5.5%滑落至2017年的不到3%，并進一步滑落至2018年前三季度的僅剩0.9%。市場份額的節節敗退，既與華為、小米、OV等國產品牌的迅速崛起有關，也與2016年Note7“爆機”事件后，三星對中國市場的傲慢有關。

更重要的則是“人口紅利”逐漸消退后，中國勞動力成本的不斷上升。

其實，不光是手機生產線，今年4月，三星還關閉了主要生產基站終端等網絡設備的深圳工廠，除6位韓籍高管外，所有員工于4月底全部遣散。與此同時，三星加大了在越南等地區的投資。數據顯示，截至2017年，三星在越南的投資累計達75億美元，創造就業崗位16萬個，2017年的出口額占整個越南的20%。

李娟告訴中國證券報記者，天津三星通信車間工人一個月的工資大約為4500元。而越勞動聯團今年7月12日公布的越南工人與工會研究院對25個省市150家各類型企業的3000多名勞動者進行的薪資調查結果顯示，目前越南勞動者月均薪資逾550萬越南盾（約合人民幣1630.85元），相對于中國有著巨大的成本優勢。

“另外，越南實行的是一周六天的工作制度，周六是正常的工作日，不算加班工資，這與在中國建廠相比又節省了一塊加班費。而且，越南的原料等成本也非常低，隨著越南產業鏈本土化率的提升，物流等成本也在降低。另外，越南政府對外資建廠的稅收優惠也非常大。”某大型券商電子行業研究員王剛（化名）告訴中國證券報記者。

值得注意的是，在三星手機將生產線不斷搬往越南的同時，上游的供應商也被迫跟著搬遷。張梅（化名）原來在一家天津三星通信的供應商工作，主要做手機面板和手機組裝，她告訴中國證券報記者，“我們只給三星手機一家做配套，所以前幾年三星手機走下坡路后，我們的訂單也大幅減少，前兩年干脆跟著搬到越南去了。”

“工程師紅利”加速釋放

值得注意的是，在天津三星通信宣布將于年底關閉的同時，天津市濱海新區官方微博“濱海發布”稱，三星正加大了在天津的投資力度，建設全球尖端的動力電池生產線和車用MLCC工廠等項目，新增投資達到24億美元。除了增資擴建之外，三星關閉手機生產線轉而布局兩大高端產業也被業內認為是其在中國產業戰略調整和產品轉型升級的關鍵一步。

三星在華戰略的一“退”一“進”，深層次反映的是中國產業的轉型與升級。

制造業勞動力成本上漲的背后是中國“人工紅利”的逐漸消退。華創證券指出，過去六十余年，中國15-65歲勞動力人口占比始終保持上升的趨勢，2017年該比例較1964年上升16.1個百分點至71.8%。但2011年開始，中國青壯年勞動力人口紅利有所消退，勞動人口占比逐年下降，2017年較2010年下滑2.7個百分點。

應該看到的是，近些年來，隨著物價的上漲特別是商品房價格以及租金的快速上漲，生活成本的上漲使“招工難”成為一個突出的問題，并進一步推動了勞動力成本的上漲，客觀上侵蝕了中國制造業的競爭力。張梅稱，“當時我還在公司上班的時候就經常聽人力總監說招不到人，訂單多的時候，總經理都不得不下車間臨時幫忙。”

而與此同時，“工程師紅利”的積累正推動中國產業的轉型與升級。華創證券指出，1999年開始中國進入高校擴招期，中國每年高校畢業生和研究生畢業生的人數從2004年的120萬和15萬左右增長至2016年的400萬和56萬左右。在此背景下，過去十年，中國大中型高技術企業和制造業企業研發費用復合增長率高達24%。

目前中國年輕工程師的工資水平并沒有明顯同步增長。巨大的“工程師紅利”使外資在將勞動密集型產業遷往越南等地的同時，加大了對中國新興產業的投資力度。還是以新能源汽車為例，今年以來，LG化學、SK創新、松下等日韓電池大廠都在中國擴大了電投資。10月23日，總投資20億美元的LG化學電池項目就在南京開工。

“中國制造業在喪失廉價勞動力優勢后，依然存有一定的優勢，例如產業工人數量較多、寬松的監管機制等。相對于越南等低成本的產業工人，中國的產業工人綜合優勢則更加明顯，特別是在勞動效率、技術熟練程度等方面，加上‘工程師紅利’的不斷釋放，這都有利于中國產業的轉型與升級。”著名經濟學家宋清輝告訴中國證券報記者。

曾經多次前往三星手機越南工廠考察的一家供應商的韓國高層告訴中國證券報記者，“對比來看，中國的工人明顯要比越南的工人受教育程度高，作業前教育比較快，作業準則掌握比較快，技術工人數量十分龐大而且非常好管理，而且這些年來一直在提升。在我看來，三星手機搬到越南，并不是中國已經不適合三星手機，而是三星手機已經不適合中國的產業轉型與升級。”

多種措施應對轉型陣痛期

“人口紅利”正加速消退，而“工程師紅利”尚未充分釋放，在這一過程中，中國產業的轉型與升級必然伴隨著陣痛。

今年4月，第一財經研究院發布的《中國與全球制造業競爭力》報告顯示，由于勞動力成本上升，中國制造業競爭力相對優勢下滑。從2000年到2016年，中國單位勞動力成本值與全球平均水平差距不斷縮小，特別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后，當大多數經濟體的平均勞動成本上升在大幅度放緩的時候，中國制造業的平均勞動成本增長速度卻大幅攀升。

特別是，第一財經研究院發現，在機械制造業、電器制造業、電子通訊設備制造業、汽車制造業和其他交通設備（除汽車）制造業這五個“高新技術”行業，2000年至2008年，五個行業單位勞動力成本競爭力排名均出現了明顯上升，但在2008年至2016年，除了電器制造業排名持平，其他各行業的競爭力排名都出現了下降。

“勞動力成本的上升將會倒逼行業結構深度調整，同時倒逼低價值勞動產業工人向價值更高的創造性崗位轉移，這種轉型的陣痛期是必然要經歷的。與此同時，中國應該通過大力科技創新、發展相關多元化產業等舉措，加快產業轉型與升級的速度和質量，對沖勞動力成本優勢的逐漸喪失對制造業，特別是高新技術行業的沖擊。”宋清輝指出。

王剛則對中國證券報記者表示，“雖然勞動力成本在不斷上升，但應該看到的是，這些年來，原材料成本的上升和各種稅費對利潤的侵蝕對企業造成的負擔更大。所以我覺得還是應該進一步加快供給側改革，加大降稅減費的力度，提升中國制造業的競爭力。另外，中國制造業也需要通過自動化程度的提升，提高勞動生產率。”

同時，近年來，先是優衣庫、耐克等紡織服裝企業紛紛遷往越南、孟加拉等勞動力成本低廉的地區，后是天津、蘇州等電子制造業重鎮的勞動密集型的外資企業開始跟著搬遷，包括很多中國制造業企業也加大了在東南亞、南亞等地區的投資，包括將廠房搬遷到上述地區，這對國內就業市場的沖擊值得注意。

業內人士指出，在這種情況下，更要通過減稅降費，破解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等難題，穩住小微企業帶動就業的“基本盤”。

按照國家統計局的口徑，我國小微企業數量眾多，企業法人約2800萬戶，個體工商戶約6200萬戶，中小微企業占市場主體的比重超90%。小微企業是國民經濟的重要支柱，2017年貢獻了全國60%以上的GDP、50%以上的稅收、80%以上的就業以及70%左右的專利發明權，在中國經濟發展進程中發揮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