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思發意識到，無論政府還是社會組織都給予了雅安地震比汶川地震的更多資源。“我覺得我們的責任還是在北川”，他們并沒有回應雅安地震，而是選擇返回北川。

在北川，高思發遇到了新的問題，“公眾覺得苦難來了，捐款積極性高。但是災后的常態化公益項目，支持力度就沒那么大了。”比如涉及到災后兒童服務，災后社區服務，災后心理咨詢等，災后就業等。

民間公益組織離不開資金支持，獲得的渠道一般是政府購買、基金會資助和公眾募捐三種。

公眾募捐一度達到頂峰。2014年全國接受社會捐贈總額達到1042.26億元，開創了沒有大災情況下常態化捐贈的新紀錄。但是常態化捐贈涉及的領域主要還是集中于貧困救助領域。

2013年開始，“將適合市場化方式運作的公共服務項目，交由具備資質并且信譽良好的社會組織、機構和企業承擔”等類似話語頻繁出現在國務院會議中，政府加大了對于公共服務的購買力度。

成都市是較早開始加大投入的城市之一。2008年以后，成都市民政局開始加大對于當地社區、社工、社會組織上的投入，目前每年總投入達到5000多萬。

因為與政府部門的支持方向相吻合，為社區青少年提供免費教育服務的雷建從2009年開始就獲得了政府的資金支持。他免費獲得了1300多平方米的場地，有連續四年時間，每年空間有400萬-500萬的運營經費。他不用為資金發愁。

但公益組織作為社會獨立于政府、民眾的第三方，如果其資金來源過于單一或者某個來源占比很高，都容易出問題。雷建曾去香港培訓，聽一名專家提及，“公益組織資金組成最理想的比例是，政府占50％，基金會占30％，公眾占20％，當政府占比大于70%就需要警惕”。

雷建創辦的公益組織，99%的資金是當地政府各部門出資的。“感覺很容易變成一個聽從出資方的執行機構”，雷建認為，“員工感覺到他不是在解決這個問題，是在幫出資人完成任務。”

亟待行業標準化

距綿陽機場30公里外山腳下的一片平原，是一座建成還不到10年的新縣城。這里一切都是新的，河流穿城而過，新樓房一排排拔地而起，寬闊的柏油路少有行人，路邊的標牌上寫著“北川新縣城”。

高思發團隊的新辦公室就安置在這里。幾年來，他們和當地政府不斷協商，要來了一些可以免費辦公的場地。

從2008年汶川地震后的十年，朱建剛將它稱為“黃金時代”。

從數字來看，“今天在民政部門注冊的組織已經超過了80萬個，是十年前的兩倍還要多”。朱建剛最近在一篇回顧公益十年的文章中提到。

“2013年雅安地震之前，雅安當地沒有一家真正意義上的草根公益組織，而去年，在雅安已經注冊的組織有148家，沒有注冊的也有150多家。”郭虹說。

除此之外，人們不再將公益誤認為是慈善，做公益的人也可以獲得正常收入。公益機構吸引了很多剛畢業的年輕人。“還有就是海外的留學生回來，也進入公益界，非常多元”。朱建剛說。

2015年9月9日，中國有了第一個公益日，俗稱99公益日。這是公益領域捐助方式的一次創新，發動全國數億熱愛公益的網民進行移動互聯網捐款。

但這十年也是野蠻生長的十年，不愿具名的公益研究者認為，目前的公益行業更像“一個江湖”，多元化的過程中也有撕裂與沖突。也有公益組織負責人則嘆息，“有影響力的公益組織很少”。

公益行業雖然形成了，“但這個行業的行業標準還是空白”。徐永光說。缺失的行業標準，讓公益組織無論從內部管理到外部環境都面臨諸多不確定性。

從內部來看，但小莉說，“你只能根據你的價值觀去選擇，你認同這個領域中的哪些人哪些事。”

“很多社會組織的發展是靠領導人的個人魅力吸引人才”，但小莉發現，在這些機構里，具有重要決策權的理事會變成了一個擺設。

她回憶，在她剛去民政局注冊登記時，機構里資金有限，她自己掏了3萬塊注冊費，給同事發工資也很低，“那會同事都是從災區回來的，靠感情維系”。但在組織逐漸職業化的過程中，問題畢現。工資低留不住人，大學生對社會組織認識過淺。公益組織不同于一般企業之處在于——不是個人而是集體的決策。“這就需要理事會來做重大決定”。

而雷建最近正面臨著外部環境挑戰。

由于長期依賴政府購買服務，今年5月，雷建及其團隊所在場地被收回了。

“政府購買公共服務和社會組織永遠是個博弈的關系”。政府給錢，希望是最少的錢獲得最大的服務，社會組織拿了錢，希望提供最少的人力支出和費用，獲得最大的收益。“政府會有一些臨時性的要求，并不是完全按照協議給社會組織做”。雷建說。

現在，讓雷建犯愁的是如何獲得穩定的資金。原來的運營空間在一個綜合市場的三樓，接受記者采訪時可能是雷建最后一次回到這里，離開時，他扭頭回望，三樓的空間被樹蔭遮住已經看不見。“我剛來那會，樹還只有兩層樓那么高”。

改革親歷

江維 成都市民政局民間組織管理處處長

這十年公益組織發展很快，是黃金十年。

成都社會組織發展比較快是因為有比較好的社會土壤。2003年就開始城鄉統籌改革，主要是在農村，土地確權、產權制度改革等，這樣基層社會治理就得跟上。2007年開展村級治理改革時，以村民議事會制度為突破口，村級民主協商，議事決策。不管是2008年遇到地震還是其他事情，都是本村本土的人在大的政策框架下通過協商民主決策，還權于民。

2012年國家民政部門開始投入資金做公益創投，大的方向是政府倡導的社區治理、公共服務、弱勢群體的創業就業、困難群體的救助等，主要在那些本來是政府力所不逮，又希望老百姓能夠得到比較好的服務領域，便倡導、支持社會組織去做的。

在成都，目前還是直接服務類的社會組織比較多。對老人的、兒童的、青少年的、殘疾人的、應急救援的、精準扶貧的，等等。

成都最大特色是支持社會組織做社區營造。目前大城市里面這是成都獨有的。這幾年，每年光是民政局支持社區、社工、社會組織上的投入就是5000多萬。2008年以前幾乎沒有資金給到社會組織支持。

2008年起成都市涌現了不少志愿者組織。2009年起成都民政部門開始配套村級公共服務社會管理專項資金，首創了村級公共財政制度，村民可以自己決定哪些公共需求用什么樣的方式滿足。2011年起，成都的城市社區也開始配套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專項資金。這部分直接賦能社區的資金投入目前達到每年15個億。這是成都的社會組織做事最大的一塊資源。

他們都說我們給的項目資金比較摳，其實是想最大程度激發公益組織整合資源的能力。

社會組織本來就是按自己初心和宗旨做事，自己能夠開拓更多的資源渠道才能更具有獨立性。政府能給當然很好，政府不能給也要通過把事情做得非常專業來得到承認。任何東西都有兩面性，政府給公益組織錢，公益組織就要按照政府的要求來做事情，獨立性、獨創性、靈活性就會受到很大制約，最好的辦法就是趁著政府在施肥的同時趕快成長，同時又能得到社會上的資源，不管是捐贈來的，還是通過提供服務者付費得來的，都代表社會的認同。

十年，社會組織由小到大，成都規模最大的社會組織有400多人。規模大了就伴隨著治理結構專業化、能力增長。

在社會領域，最大的問題就是——是否具備社會化的思維方式。尤其對于政府部門來說，很多部門在和社會組織合作中通過布置任務、一層一層壓下去的方式讓他們去完成，合作意識薄弱，更多偏行政化思維。那么社會組織的主動性、積極性、創造性將不會得到發展。

社會組織的影響力目前還是非常弱小，所以我個人認為十年還不足以形成階段性的突破。

改革辭典

社會組織的登記注冊制

從2008年開始，全國開始有城市逐步放開行業協會的商會類、科技類、公益慈善類和城鄉社區服務類四類社會組織的注冊登記。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可以依法直接向民政部門申請登記，不再經由業務主管單位審查和管理。這一舉措取消了社會組織的雙重登記要求，社會組織在民政部門的注冊登記數量迅速增多。

新京報記者 吳靖 實習生 齊鑫 李想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