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子找不到了”

從昭通市鎮雄縣出發，沿著302省道走上80多公里，就到了花山村。

路是盤山路。車子來來回回地繞，繞過連綿的梯田和玉米地，馬路另一側的山谷越來越深。農戶的白房子散落在地勢平坦的地方。

資料顯示，鎮雄是國家級貧困縣，也是云南人口和農業人口最多的縣；花山村是它200多個下轄村之一，和許多村落別無二致：海拔高，位置偏遠，交通不便，進村的水泥路是幾年前才修好的，耕地不多，沒有大型工廠，青壯年以外出務工為主。

在周家，父親周高成在四川的建筑工地打工，母親吳學敏在家務農、照顧小孩。四個孩子兩男兩女，兩個女兒讀初中，兩個兒子讀小學。

最小的兒子出生前，吳學敏也在外打工，從浙江到江西，三個孩子帶在身邊。2009年小兒子出生后，吳學敏回到故鄉，“在我們農村，兩個兒子就享到福了嘛。”

7月10日晚，太陽從云貴高原的山野里滑走。吳學敏把一盤炒土豆、一碟花豆、一碗酸湯擺上桌，等兩個放牛的兒子回家吃飯。

六點多，自家的兩頭牛跟著別人家的牛群一起回了村，但兒子遲遲未歸。

吳學敏有些急，開始給兒子的同學和朋友家打電話，“打是打了，但是我知道我的孩兒從來不會到哪家去。”她又到村里村外走了一遭，還是沒找到。

七點左右，她給在四川打工的丈夫周高成打電話，告知“兒子找不到了”。周高成報了警，隨后搭上趕往老家的車；吳學敏則叫上同村的親戚鄰居，四下尋找。

有關兩個孩子的訊息零零散散傳到吳學敏耳朵里，孩子的姑奶奶說，下午三點多，她發現孩子放牛附近的垃圾山發生過垮塌；同村的村民說，當天曾看到過兩個小孩在垃圾山附近玩。

兩個消息撞在一起，人們開始將焦點鎖定垃圾山。

防火、防雷，沒防住垮塌的垃圾山

挖掘從11日清早開始。

周家親戚和村民一開始用鋤頭和鐵锨在垃圾堆進行挖掘。

塑料袋、舊衣服棉被和煤炭殘渣裹在一起，“根本拽不出來”；盛夏季節，一鐵锨下去，垃圾的腐臭味直接撲在臉上，招來嗡嗡的蒼蠅。每個挖掘者都戴著兩層以上口罩，隔上十幾分鐘換一批人。

此后，政府從建筑工地臨時借調過來的挖掘機器到場。

在挖掘現場的村民見證，“12號中午11點多，挖到了弟弟，又一個小時左右，挖到了哥哥。”

現場醫療組確認，兩名兒童已無生命體征。

在村民們眼里，這注定是一場悲劇。因為在當時，對兩個小孩子來說，大堆垃圾從天而降，即便具備自救能力，也根本沒有機會；就算呼救，但垃圾場距離村子一兩公里，也不會被人聽到；垃圾場附近有一處變電站，但變電站里就算有人值班，能聽到的也只是機器的轟鳴……

“誰能想得到呢。”人們嘆氣。

7月13日，鄉政府以“給他們一些關心，讓他們建立對生活的信心”的名義，為周家提供補助31.8萬。同一天，兩位少年下葬。

事后，回憶起兩個年輕生命，親戚朋友無一例外地給出“乖巧”“懂事”“聽話”等詞，他們主動做家務，不和同齡人打架，也曾經在老師眼里“不注重個人衛生，有些調皮搗蛋”。

回憶起事情的經過，家人總覺得有無數種可能讓兩個孩子躲過這場災難——

兄弟倆就讀的小學，7月8日開始放暑假。家長有繁重的農活要做，放牛通常是農村小孩子的假期任務。“還不如不放假呢，就不會出事了。”孩子的堂哥說。

在“365天中有200天會下雨”的鎮雄，7月的雨更是說下就下，事發前，暴雨連續下了幾天；事發后，又接連下了兩場雨。唯獨10號那天，天晴，還出了太陽。“要是下雨就好了，他們就不去（放牛）了。”孩子的表舅說。

以往，同村的兩個小孩喜歡到周家找兄弟倆玩，然后四個人一起去放牛，那天他們卻遲遲沒去，倆兄弟沒繼續等，趕著牛出發了。“要是一起去，出事還有個喊‘救命’的。”孩子的母親說。

但偏偏每一種假設都沒有發生。

也有村民開始反思對孩子安全教育上的缺失。

一位村干部介紹，花山村的海拔大約2000米左右，山多，耕地少，農作物主要生產苞谷、洋芋和苦蕎。“苦蕎幾塊錢一斤，洋芋八角，苞谷五角，收個幾千斤，一年到頭根本賺不到多少錢。”

所以，青壯年勞動力大多選擇外出打工。男性外出打工，女性留下照顧小孩；夫妻外出打工，老人照顧小孩；或是托付給親戚照看。有村民調侃：“我們這里過節只過六一、三八、九九——兒童節、婦女節、老人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