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上海9月27日電 題:一位植物學家走了,他給未來留下4000萬顆種子

新華社記者吳振東、潘旭

“我堅信,一個基因可以為一個國家帶來希望,一粒種子可以造福萬千蒼生。”在一部名為《播種未來》的微電影中,影片主人公、著名植物學家、復旦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教授鐘揚如是說。

從教30余年,援藏16年,收集了上千種植物的4000萬顆種子;幫助西藏大學建成一支能夠參與國際競爭的植物學研究團隊……鐘揚攀過了一座座科學研究的高峰。

可惜他再也沒有機會回到他魂牽夢繞的青藏高原。9月25日上午,鐘揚在內蒙古鄂爾多斯市出差途中遭遇車禍,不幸逝世,終年53歲。

連日來,復旦大學、西藏大學師生,以及萬千網友以各種方式表達對鐘揚教授的緬懷。一位哀悼者寫道:“鐘揚老師走了,如同種子回歸大地,但他的精神和意志,將像那些種子般在世上綻放新生。”

鐘揚1979年考入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少年班,畢業后留學日本獲生物系統科學博士,后任職中科院武漢植物所。2000年,鐘揚任復旦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教授、植物學和生物信息學博士生導師,2009年被教育部批準為長江計劃特聘教授,現為復旦大學黨委委員、研究生院院長。

青藏高原有超過2000多種特有植物,但全世界最大的種質源庫中,還沒有西藏地區的植物種子。“西藏是每個植物學家都應該去的地方。”2001年,鐘揚只身前往青藏高原,尋訪植物標本,探尋生物進化的軌跡,從此與西藏結下不解之緣。

懷著盤清青藏高原生物“家底”的急切心情,十幾年間,從藏北高原到藏南谷地,從阿里無人區到雅魯藏布江邊,到處都留下了鐘揚忙碌的身影。在艱險的考察路上,沒有水,就不洗臉;沒有旅店,就裹著大衣睡在車上;大雨、冰雹天就躲在山窩子里……

援藏期間,鐘揚將全世界僅存的、在西藏的3萬多棵巨柏全部登記在冊,填補了這一領域的研究空白;他一年中至少行程3萬公里,先后為國家種質庫收集了上千種植物的4000萬顆種子,對我國西南植物種質資源庫建設和西藏生物多樣性保護作出了重要貢獻。

因為長期高強度工作,鐘揚2015年突發腦溢血,在被救治蘇醒后的ICU病床上,他口述寫下一封信:“這10多年來,既有跋山涉水、冒著生命危險的艱辛,也有人才育成、一舉實現零的突破的歡欣;既有組織上給予的責任和榮譽為伴,也有竇性心律過緩和高血壓等疾病相隨。就我個人而言,我將矢志不渝地把余生獻給西藏建設事業……”

曾有人質疑:為什么要花那么多時間,在那么多地方奔波采集種子?鐘揚說:“種子可能幾十年甚至幾百年后才能發揮作用、造福人類。一天到晚采集種子,眼前的確沒有經濟效益。但國家需要、人類需要這些種子,做基礎性研究的人,心里想的就是‘前人栽樹、后人乘涼’。”

鐘揚不僅是一位植物學家,還在西藏灑下了教育的種子。援藏期間,他累計培養了6名博士、8名碩士。其中,他所指導的藏族首位植物學博士現已擔任西藏大學教授,成為西藏急需的民族科技骨干。在鐘揚幫助下,藏大建立了植物學研究“地方隊”,并在進化生物學領域形成了與日本、歐美三足鼎立的格局。

“援藏不僅是奉獻,更要與當地師生一起,探尋可持續發展的動力”。鐘揚先后幫助藏大申請到首項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首個生態學博士點等。今年,藏大生態學專業納入國家一流學科建設,填補了西藏高等教育史的空白。

16年間,不知多少次進出青藏高原,在海拔數千米的高山上連續奔波探查,長期的高原生活和過高的工作強度,使個子高大的鐘揚心臟肥大、血管脆弱,每分鐘心跳次數只有44下。他曾說,“我有一種緊迫感,我再給自己10年時間。”如今,一場車禍殘忍地奪走了他所有的時間。

鐘揚逝世后,他的學生、同事、朋友紛紛表達緬懷之情,回憶與他相識交往、受他指點感染的點點滴滴。

“10月的羊湖秋水湛藍,在湖畔找種子的那個人卻再也回不去了……”復旦大學研究生彭博說。

“一位不知疲倦、心系國家的植物學家就這樣匆匆地走了!他踏遍山野叢林濕地雪域采集的種子將長出廣袤無際的新綠。”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教授石磊說。

“任何生命都有其結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懼,因為我的學生會將科學探索之路延續,而我們采集的種子,也許會在幾百年后的某一天生根發芽,到那時,不知會完成多少人的夢想。”這是鐘揚在《播種未來》中的一段獨白。

鐘揚,把一生獻給了科學和教育事業,把科學研究的種子播撒在無數學生心中。他作為一名優秀共產黨員的生命熱度,將繼續在祖國大地燃燒、閃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