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全球經濟復蘇初顯、美國經濟穩定回升、歐洲經濟好于預期、新興經濟分化減小,但全球經濟低迷狀態沒有根本改變。尤其是,美國加息、減稅、縮表帶來了新的不確定性,國際經濟形勢依然復雜多變。同時,國內經濟增長的動力轉換尚未完成,結構調整任務繁重,能級提升的挑戰不少,保持經濟穩定增長仍面臨嚴峻考驗。因此,在2018年里,仍然需要圍繞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推動高質量發展

剛剛過去的2017年,中國經濟仍然保持在合理的增長空間,體現出穩中有進、穩中向好的整體態勢。2018年是實施“十三五”規劃承上啟下的關鍵之年,也是貫徹落實黨的十九大精神的開局之年。因此,繼續推進中國經濟健康穩定發展至關重要。

中國經濟之所以取得良好進展,主要得益于深化改革和擴大開放,尤其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持續推進。一是經濟增長平穩向上。2017年前三季度國內生產總值(GDP)同比增長6.9%,比上年提升0.2個百分點,并且連續9個季度運行在6.7%至6.9%的區間。二是經濟結構持續優化。產業結構中,工業生產反彈且向中高端邁進,服務業主導作用增強;需求結構中,消費保持快速增長,2017年前三季度最終消費支出對GDP的貢獻率達到64.5%,繼續保持經濟增長第一驅動力的作用。三是經濟質量效益提升。2017年1月至11月,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實現利潤總額68750.1億元,同比增長21.9%。四是外貿明顯轉好。2017年1月至11月,我國進出口增長15.6%。其中,出口增長11.6%,進口增長20.9%。外貿新業態快速發展,跨境電商、生產采購等出口加快。五是新產業、新動能持續發展壯大。2017年1月至11月,高技術產業和裝備制造業增加值同比分別增長13.5%和11.4%,增速分別比規模以上工業快6.9和4.8個百分點。2017年1月至11月,戰略性新興服務業、生產性服務業和科技服務業營業收入同比分別增長17.5%、14.9%和14.6%,分別快于全部規模以上服務業3.8、1.2和0.9個百分點。2017年1月至11月,全國網上零售額64306億元,同比增長32.4%,比上年同期加快6.2個百分點。六是物價保持平穩。2017年1月至11月,全國居民消費價格同比上漲1.5%。七是區域經濟齊頭并進。東部地區新動能加快聚集,轉型升級走在前列;中西部地區后發優勢突出,經濟增長全國領先;東北地區企穩向好,結構調整初顯成效。

目前,盡管全球經濟復蘇初顯、美國經濟穩定回升、歐洲經濟好于預期、新興經濟分化減小,但全球經濟處于低迷狀態沒有根本改變。尤其是,美國加息、減稅、縮表帶來了新的不確定性,國際經濟形勢依然復雜多變。同時,國內經濟增長的動力轉換尚未完成,結構調整任務繁重,能級提升的挑戰不少,保持經濟穩定增長仍面臨嚴峻考驗。因此,在2018年里,仍然需要圍繞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推動高質量發展。

經濟預期要“穩”。在宏觀經濟穩中求進中,穩定經濟預期應該作為當前宏觀審慎管理的“重頭戲”。其重點:一是穩定增長預期。保持合理的增長率是一個重要的“風向標”。如果這條底線突破,可能會逆轉國內外對中國經濟發展的預期,從而產生連鎖反應。二是穩定投資預期。當前,投資對穩定經濟增長仍然是一個不可或缺的推動因素。其中,民間投資的走勢直接影響未來的發展預期。三是穩定房地產預期。近期,房價“大起”得到了有效遏制,但在房地產投資、成交量有所下降的前提下要防止“大起大落”,還需完善政策體系。四是穩定實體經濟預期。實體經濟直接關系中國經濟的穩定增長,因此穩定實體經濟企業的發展預期至關重要。

政府職能要“轉”。經濟預期要穩定,離不開政府職能轉變。這種轉變的實質,就是要在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起決定性作用的同時,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關鍵要抓好兩頭:一是深化推進“放管服”改革,突出制度供給,優化營商環境,充分激活市場主體、市場要素的動力活力潛力。二是繼續拆除各類市場門檻。越是面對復雜多變的經濟形勢,越要發揮好市場配置資源的作用。因此,應繼續拆除各類市場門檻,推進負面清單管理,清理取消不合理的各類證照,減少審批事項、縮短審批時間、統一審批標準,加強基層部門窗口建設。尤其是,要為民營經濟發展創造公開、公平、公正的市場環境。這方面,上海自貿區試驗、“證照分離”改革等,可以為全國提供可復制、可推廣的經驗。

調控政策要“準”。政府職能轉變的成效,往往體現在政策的“準”字上。一是宏觀調控要“穩”。為應對經濟下行壓力,各個政府部門出臺一系列調控政策,確實對穩定經濟增長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但在“穩”字上仍需下功夫。尤其是,宏觀政策應與微觀政策相結合,更要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二是微觀政策要“實”。針對微觀層面企業的各項政策,既要“實”,也要“快”。近年來,由于受到全球市場需求萎縮以及企業成本上升等多重因素影響,一些企業的生存發展遇到了一些困難,各級政府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為企業化解矛盾和困難起到了重要作用。

結構調整要“早”。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必須調整結構。一方面,調整結構短期內會影響增速,也會帶來陣痛和壓力,但不調整就不會有未來。因此,要有壯士斷腕的決心,也要盡早謀劃。上海由于結構調整較早,前些年增速低于全國水平,這幾年全國增速下降了,上海的增速提升和穩定了,說明早調整早得益。另一方面,要著力推動產業協調融合發展,正確處理好一二三產發展的關系。在大力發展服務業的同時,推動農業向現代農業方向發展,推動制造業向先進高度制造業方向邁進。例如,農業的“接二連三”、制造業與信息化的融合發展,等等。

創新驅動要“推”。在抓好重大創新項目、創新制度設計以及“雙創”等重大事項之外,要對自主創新的技術、產品、服務等實行必要的產業保護政策和嚴格的知識產權保護政策,為創新活動和創新成果保駕護航。例如,可以探索實行2年至3年的產業保護期政策,讓“吃螃蟹者”能夠得到應有的回報激勵,走出“誰創新、誰吃虧”的困境。要做好創新示范的引領,可以全國自貿試驗區作為深化改革和擴大開放的壓力試驗平臺,把更多的經驗和做法復制推廣到全國。要推行務實的企業家創新激勵機制。企業是否推動創新,創新成果能否轉化為生產力,關鍵在于企業家的創新動力。因此,所有的政策都需落腳在企業、企業家的創新動力上。

實體經濟要“護”。離開實體經濟的全面支撐,經濟穩定增長是難以想象的。一要處理好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的關系,化解“脫實向虛”傾向對實體經濟帶來的影響。在加快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推進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的同時,加快傳統產業的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二要繼續推動企業“降成本”行動。目前,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對“降成本”行動寄予期盼。近年來推出的降低制度性成本的舉措,如減稅減費、降低社保成本等,取得了積極效果,但還有降低空間。例如,對“雙創”企業和產品給予稅收激勵,繼續減少行政事業收費,降低公共產品服務價格,調整社保成本。三要加快提增民營企業家信心。重塑新型政商關系,保障企業家權利,包括知識產權、財產安全,使其能全心創業、安心發展、恒心安居。

民間投資要“上”。引導和推動民間投資穩定增長,應該成為當務之急。為此,一要開展民間投資的政策評估。對民間投資政策進行必要的梳理,對不能落地的要抓緊清理,對沒有落實的要抓緊落地,對需要配套政策的要抓緊出臺。二要為民間投資開啟大門。尤其一些壟斷領域和行業成為民間投資“死角”,應該逐漸打破利益格局,去除各種潛規則,向民間資本開放,使其能夠公開、公平、公正地競爭。三要切實解決實體企業困難。土地和房租貴、稅費和人力成本高以及融資、用工、轉型難等壓力,使得不少民間投資望而卻步,需要采取精準措施予以應對。

金融風險要“控”。為實體經濟服務是金融發展的基本方向。為此,需要處理好金融改革創新中的“破”和“立”的關系。一要管控好信貸資金流向,從源頭上保證資金進入實體經濟,適當提高中小企業貸款的比重,著力解決好實體經濟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難題。二要防范好各類金融風險,尤其是銀行表外業務、中小銀行以及非銀行金融機構,如村鎮銀行、小貸公司、擔保公司等運營中可能出現的風險。三要處理好金融改革創新的關系,既要鼓勵金融改革創新,又要把監管重點放在建立新業務的制度規范與監管標準上。由于金融業是一個特殊的產業,有必要在源頭上設置準入條件、進行嚴格監管,防止“一放就亂,一收就死”怪圈重演。

(作者為上海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