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政府沖得太靠前了,但往往政府一廂情愿選擇的東西,市場反而會消化不良。這件事上的政府作為,恰恰是懂得如何退、有勇氣收。收的過程需要勇氣,也需要有作為,如果收不回來,市場就很難立起來,改革開放近四十年時間了,這個道理是經受得起考驗的。”

冬至一過,中國民間所謂的“數九嚴寒”正式到來。但在這幾天,來自西方對于中國經濟的預判熱度持續升溫——亞洲開發銀行、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三家權威機構,在年中多次給中國經濟增長率“加分”之后,又選擇在年末一致認為,中國經濟在2017年能夠獲得6.8%的增長率。

按照聯合國的最新說法,中國經濟在2017年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已經占到了1/3。更有全球經濟“大咖”級研究機構表示,中國在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新經濟引領下,取得了令人震撼的成績。就連報道角度頗為挑剔的美國《時代》雜志,也在專門的版面提到,中國贏了,就是世界贏了。

但是,對于中國經濟來說,數量上的贏已經不是發展的目的,我們要的是質量,要的是策略。

12月18日至20日,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以下簡稱“會議”)在京舉行。會議指出,圍繞推動高質量發展,關鍵要推動好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重點在“破”、“立”、“降”上下功夫。以此為題,來聽聽委員們如何說。

不破不立

淘汰無效供給,政府之手要退

所謂“破”,即大力破除無效供給,把處置“僵尸企業”作為重要抓手,推動化解過剩產能。

“無論是破無效供給,還是立新動能、降實體成本,要實現這三點,核心是要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但從這三個方面看,市場和政府的配合,重心應有所區別。”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全國政協委員、民革上海市委副主委、徐匯區人大常委會副主任朱成鋼這樣說。

在朱成鋼看來,從破的角度看,政府的作為與市場是不同的,政府要做好社會保障,當年在推動國企改革時,在大量國企關停并轉的同時,社會保障承擔了托底工作。而讓哪個企業活下來,讓哪個企業自然淘汰,政府要放手讓市場做選擇。

“從追求高增長速度到追求高質量經濟發展,破、立、降可以被視為具體的實現方式。”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全國政協委員、南京大學經濟學教授劉志彪這樣說。

談到破,劉志彪認為,這需要運用結構性政策,進行供給側改革,以促進資源通過競爭性市場機制,更多地流向高技術產業中的創新企業,同時,要掌握和運用好關鍵技術來改造傳統產業,千方百計化解產能過剩問題。

“不破不立。”在全國政協委員、中國電子學會副理事長兼秘書長徐曉蘭看來,破就要破除發展中的體制機制障礙。要保證經濟發展高質量,就要滿足高質量發展所需要的環境和條件。比如很多小而美優質企業從銀行貸不到款或貸款成本很高,而一些“僵尸企業”一方面能夠從金融機構“吸到血”,另一方面因為存在從而還在造成“失血”,這種情況下,就要加大對其的清理力度,讓優質企業輕裝前進。

破而后立

培育新動能,實現經濟高質量

所謂“立”,即大力培育新動能,強化科技創新,推動傳統產業優化升級,培育一批具有創新能力的排頭兵企業,積極推進軍民融合深度發展。

朱成鋼表示,大力培育新動能,主要還是讓市場起作用,“現在政府沖得太靠前了,政府有些一廂情愿選擇的東西,市場反而會消化不良。在這件事上,政府應該懂得如何進退、有勇氣收。收的過程需要勇氣,也需要有作為,如果收不回來,市場就很難立起來,改革開放四十年了,這個道理是經受得起考驗的。”

談到立,徐曉蘭認為,經濟向高質量發展過程中,新動能產業如何蓬勃發展,這對許多部門來說都是一個命題。

“一方面,原有的制造業要轉型升級,另一方面,由于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信息技術飛速發展,既可以更好地賦能實體經濟,還能帶來強勁的數字經濟發展新業態和新動能。以后者為例,目前的數字經濟更好的是以電子商務,信息服務為代表的消費類經濟,但數字經濟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在數字和智能時代有哪些訴求?要從供給端和需求端充分挖掘和發力,如數字醫療、數字健康、數字養老、數字體育等方面都存在巨大的發展空間。”徐曉蘭以智能體育和智慧養老為例。

“智能體育產業有著龐大的需求,按照國家規劃,到2025年,體育產業規模要達到5萬億元,而體育產業發展的未來更多的是智能技術與傳統體育產業深度融合,從而煥發更蓬勃的發展生機。同樣,我國已進入老齡化社會,對于醫療、居家養老等個性化產品和服務需求猛增,在這種情況下,為老年人提供居家養老的信息服務、數字產品等產業,也會迎來蓬勃發展的機遇。”徐曉蘭說。

降本增效

資金成本降下來企業動能升上去

所謂“降”,即大力降低實體經濟成本,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繼續清理涉企收費,加大對亂收費的查處和整治力度,深化電力、石油天然氣、鐵路等行業改革,降低用能、物流成本。

從降成本的角度看,朱成鋼表示,政府要沖在市場前面。“有效降低企業成本,要達到降的目標,就需要政府作為。”朱成鋼表示,應注意降低資源成本,較為集中的成本是土地價格,現在企業要付的場地租金較高,而這一市場價格的操控手段也在政府手中,因此必須下定決心把土地成本降下來。

這一點上,徐曉蘭的看法與朱成鋼近似。據她介紹,目前企業生產成本較高、壓力不小,其中就包括人力成本的增加,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買房租房壓力大:“舉例來說,一名在北京工作的年輕人,其工資二分之一用來租房或者還月供,企業要發展人才是保障,這就帶來一系列的企業成本增加,同時也推高了生產成本;再比如中小微企業融資成本依舊降不下來,融資成本不降下來,企業內生動力就會減弱。為此,我建議,政府一方面可以通過一系列政策控制房價,另一方面,逐步放開準入門檻,讓各種所有制企業都充分參與競爭,營造更好的競爭環境。”

“降成本是為了提高實體經濟投資的回報率,增加其投資吸引力和競爭力,當然,在降的領域中,還要考慮推動供應鏈升級。”劉志彪認為,降成本也是為了創造和優化發展環境,而只有供應鏈的升級,才能真正彌合成本上升的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