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大報告中明確了中國經濟未來相當長時間內的任務,“從現在到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期。從2020年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從2035年到2050年,把我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習近平總書記提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要順利實現“三步走戰略”,毫無疑問需要中國經濟在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依然維持中高速增長,所不同的是未來要更加注重增長速度和質量之間的平衡關系,實現中國經濟可持續的包容性增長。

中國經濟從上世紀初以來的高速增長很大程度上歸功于“雙紅利”——全球化紅利和人口紅利。2002年中國加入WTO為中國制造打開了全球市場的“藍海”,而中國工業化和城鎮化過程中釋放出來的人口紅利,很大程度上推動中國制造以成本優勢在全球范圍內攻城略地。

但在2010年之后,推動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雙紅利”似乎后勁不足。美國次貸危機和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相繼爆發之后,發達經濟體為了擺脫經濟衰退的陰影,在利率已經降至零并面臨流動性陷阱的時候,啟動了量化寬松。但由于缺乏有效的結構性改革,單純流動性驅動的經濟復蘇相對脆弱,因此貿易保護主義也有所抬頭,直接造成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停滯。同時中國人口扶養比從2010年開始結束了長達30多年的下降之后也開始緩慢上升,雖然還沒有進入西方發達國家那種普遍出現的人口老齡化階段,但勞動力供給格局的逆轉已經開始大幅推升低端勞動力成本。這使得中國在傳統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方面,面臨來自東南亞、南亞、拉美和北非等勞動力價格相對低廉的國家和地區的競爭。雖然在此過程中,中國自身也通過產業升級來開拓高端市場,并在高科技、高端裝備等高附加值產品方面有所突破,但歐美、日韓等居于產業鏈高端的國家和地區依然牢牢把控著技術和市場,這種格局在短期內很難扭轉出現“質變”的飛躍。在全球化紅利和人口紅利開始減退的同時,國內長久以來支撐中國經濟增長的固定資產投資增速也開始放緩。雖然中國城鎮化進程決定了基建投資和房地產投資未來依然有很大的空間,但短期內由于基數過大,很難維持兩位數的高速增長。內外需“雙疲軟”的局面造成了國內過剩產能問題,實體經濟回報率下降導致資金“脫實向虛”,進而引發金融體系內在系統性風險上升,傳統貨幣財政政策也難以順利解決這些結構性問題。

當很多因素都指向中國經濟所面臨的困難不是暫時,而有可能導致中國經濟進入長期下行軌道的時候,中國經濟在去年和今年出現了逆轉。在去年實現6.7%的全年經濟增長,成功完成6.5%-7%的區間增長目標之后,今年前三季度中國經濟更上一個臺階實現了6.9%的增長,再次反映出中國經濟的韌性。今年完成6.5%的增長目標已無懸念,這與年初市場對中國經濟的悲觀預測大相徑庭。分析中國經濟超預期的原因,除了全球經濟復蘇提速之外,毫無疑問首推供給側改革。在2016年初以來中央開始啟動“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簡稱為“三去一降一補”)的供給側改革之后,中國經濟內生性增長動力明顯增強。中國的房地產庫存、重點行業的過剩產能以及企業和金融部門高杠桿的問題都得到了明顯改善。在社會資金“脫虛向實”的過程中,長期困擾實體經濟“融資難、融資貴”問題也得到了緩解。“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激發了個人和企業參與到產業升級和創新活動中,推動中國產業版圖的擴張。除了對內的供給側改革,政府在對外開放層面的開拓性政策,為面臨全球化紅利和人口紅利減弱雙重擠壓的出口行業提供了新的機遇。“一帶一路”倡議在產能合作的大框架下,實現了沿線國家改善基礎設施和幫助國內相關優質企業開拓國際市場的“雙贏”局面。

通過推進結構性改革釋放改革紅利來推動中國經濟的可持續增長可謂老生常談的話題,但問題是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很難找到改革的突破口,造成結構性改革出現停滯,并導致中國經濟增長后勁不足。分析問題背后的原因,普遍認為在推進改革過程中,剩下的都是需要打攻堅戰的硬骨頭。要想有所突破,不僅要有打破條條框框的勇氣,而且由于沒有現成的經驗可供參考,需要在機制上有創新的智慧。供給側改革推行一年多以來取得的成績證明,一方面中國政府是有決心和有能力來推行結構性改革;另一方面中國結構性改革層面空間巨大,改革是推動中國經濟在未來維持中高速增長的決定性因素。

中國制度優越性決定了在推行經濟改革的過程中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但作為全球最大的新興市場經濟體,中國經濟轉型沒有現成的經驗可以參照,必須自己摸著石頭過河。現有成熟的經濟轉型理論和實踐都是基于過去半個多世紀歐美發達國家經驗,即便是有韓國、新加坡等新興市場經濟體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躋身發達經濟體的先例,但中國與這些國家在經濟體量、人口規模,以及地區差異等方面有著天壤之別,很難完全復制這些國家走過的道路。例如中國由于幅員遼闊,巨大的地區差異使得中國政府很難單純依靠傳統貨幣和財政政策來解決區域間經濟發展不平衡問題。而近十年全球經濟環境和科技水平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過去成熟的經濟發展模式也存在被顛覆的可能。例如互聯網經濟在“互聯網+”戰略的引導下在國內蓬勃發展,為年輕一代創造了大量新的就業機會。因此中國經濟改革需要制度和政策上的創新,走一條前人沒有走過的路。

十九大對未來10年-20年中國經濟增長勾畫出雄偉清晰的藍圖,如何具體落實和推進十九大定下的改革開放任務成為政府的當務之急。今年以來發達經濟體和新興市場經濟體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后首次實現同步復蘇,但鑒于本輪全球經濟復蘇很大程度上還是流動性驅動的結果,因此復蘇內生性動力不強,從而造成復蘇的力度和可持續性較弱。而且全球主要經濟體央行紛紛開啟貨幣正常化進程,這在一定程度上又加大了全球經濟復蘇進程被逆轉的風險。因此中國應該利用目前全球經濟依然處在溫和復蘇軌道中的有利時機,加快推進結構性改革并加快對外開放的步伐,改革將成為中國經濟砥礪前行的重要驅動力。

(摩根士丹利華鑫證券首席經濟學家 章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