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石激起千層浪。

11月10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汪洋發表了一篇署名文章《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其中談到的“探索建設自由貿易港”的提法引發業界的熱議。而從2013年的“自貿試驗區”上升到今年的“自由貿易港”,標志著中國在對外開放方面又向前邁進了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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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依靠改革開放,中國經濟開始了高速發展。過去30多年,我國經濟快速增長的原因主要是利用比較優勢加入到全球產業鏈分工,在勞動密集型的加工貿易基礎上有效培育了“中國制造”。特別是在加入WTO之后,中國不僅僅參與了全球產業鏈分工,而且已在全球產業鏈中占據了非常重要的位置。

然而,在經濟全球化的競爭中,國家行為在經濟競爭中的參與程度越來越深,加上全球全行業產能結構性過剩和全球經濟失衡,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特別是美國從單邊主義出發對迅速崛起的中國采取遏制態度,在全球范圍內營造政治、經濟、軍事和科技等全方位壁壘,發展中的中國面臨無法回避的地緣政治挑戰。

從“韜光養晦”到“一帶一路”,經濟全球化依舊是中國繁榮發展的既定目標,只不過我們要實施“更高層次的開放型經濟”,積極參與到全球經濟治理當中。當初推出“一帶一路”國家倡議和自貿試驗區就是源于美國介入并主導了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和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關系協議TTIP,雖然屬于被動接招但也在這兩個協議的圍困中開辟出一條應對挑戰的創新之路。而今,盡管美國退出了TPP,但其“亞太再平衡”和“印太戰略”政策依舊以中國為遏制對象,特別是其新稅改不僅會引發全球遞次降稅的金融振蕩,更會改變全球資源的配置結構。

在面對如此復雜且有針對性的環境條件制約下,特別是面對投資外流加劇和實體經濟依舊不振的趨勢,升級和新建自由貿易港以應對國家競爭和爭奪全球產業鏈分工地位成為中國一個較為智慧而有效的選項。

自由貿易港不是自貿試驗區的簡單升級,而是“目前全球開發水平最高的特殊功能區域”。耳熟能詳的迪拜、新加坡和香港都是國際著名的自由港,在離岸貿易和離岸金融帶動下,貿易附加值和產業服務讓這些自由港成為全球最活躍的經濟體,同時也牽引周邊經濟發展。正因為如此,俄羅斯2015年也在靠近中國和朝鮮邊境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港區域的3.4平方公里設立了為期70年的自由港,目前全球自由貿易港已經超過了130個。

當然,也不是每個自由貿易港都會發展成為經濟發達地區,這既需要自由港自身具有與全球產業鏈結構相配合的地理優勢,也需要與周邊腹地資源的匯集能力相適應,更需要政策環境的創新定位。

從1547年里南那港成為全球第一個自由貿易港開始,處于全球競爭壓力中的自由港,其定位也在不斷創新,從原先的轉口貿易轉向離岸貿易和離岸金融,再轉到運輸、工業和旅游等綜合運營,并通過貨物、商品、資本到人才等各要素的自由流動,快速實現稟賦條件的匯集。

按照目前國家政策的發展趨勢,自由港最能突破的就是實現“境內關外”的整體監管策略約束,由此在外匯、稅收、人才和“一關二檢”中獲得更高自由度的政策紅利,而其中最能直接獲取政策紅利的就是物流和供應鏈。

物流業貫穿一、二、三產業,銜接生產和消費,并支撐國民經濟發展。近年來,國家發布了促進物流業降本增效的各種政策,鼓勵在“互聯網+高效物流”和多式聯運運營體系方面取得突破,今年10月份更是將供應鏈創新與應用提高到國家戰略層面。

但由于物流業傳統的條塊分割管理模式導致銜接不暢和高本低效,許多規劃意圖很好的利好政策很難在物流和供應鏈中短期見效,而“一關二檢”的嚴格管控和國際銜接不暢也讓多式聯運的優化目標較難落地。

但新的自由貿易港政策一旦落地,與以往業已落地的自貿試驗區、保稅物流中心、綜合保稅區、保稅加工區及保稅倉等各個層級的保稅單元聯動聚合,完全可以越過上述各種體制機制障礙,給物流業降本增效和供應鏈創新發展提供了更多更大的收益空間。

隨著互聯網、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的持續推進和發展,加之自由港所帶來的商品、貨物、資本和人才的自由流動,物流業優化需要的貨物流、資本流、信息流和人才流可以科學精準地融合,特別是所有過程的智能監管能力將得到空前提升,也有能力將傳統的監管建構、監管流程和監管界面退入后臺,形成所謂最寬松、最合理的海關管理體制機制。

當然,隨著自由貿易港的確立,加之中國全球經濟和消費市場第二的位置將吸引全球最有競爭力的資本、人才、技術、商品和服務等資源在此匯集,也必然帶來更為強勁和更為創新的競爭環境。全球物流業巨頭也必然將跨國企業的經營觸角伸到這塊新大陸,國內物流企業將面臨空前的競爭壓力。

近年來,隨著電商物流和快遞行業的快速成長,部分中國物流龍頭企業已逐步具備全球領先的競爭力,京東物流、菜鳥網絡、順豐速運、中遠海運和招商局集團等都在各自領域強勢飛揚,此次如何依托本地資源優勢在自由貿易港的新產業生態中獲勝將是一場巨大的考驗。

(作者為清華大學互聯網產業研究院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