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華東師范大學“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社會科學創新研究基地研究員 王子蘄

正確判斷國內社會主要矛盾,對于我們黨在執政實踐中制定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具有決定性意義。正確把握時代特點,從紛繁的問題中提煉出主要矛盾,是正確制定發展路線和策略的前提;反之,錯誤判斷國內社會主要矛盾,必然給黨和國家事業、給人民利益帶來危害。

1949年至今,黨代會報告中對于社會主要矛盾作出結論性判斷有過四次。

第一次是在1956年的黨的八大上,隨著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和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中央認為國內主要矛盾已經不再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而是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雖然這個判斷很快被否定,但在進入社會主義制度后,以發展生產力為重點、聚焦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發展思路,為后期社會主義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思想基礎。

第二次是在時隔6年后的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提出“在由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整個歷史時期,存在著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斗爭”,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是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主要矛盾。與之同行的還有對冒進思想的繼續堅持。這些誤判給當時脆弱的國民經濟帶來了極大的損失。

第三次是1981年的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撥亂反正,對國內社會主要矛盾作出新的結論,指出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國所要解決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這個表述一直沿用下來,改革開放的發展過程中,黨的各項方針政策都是以這個國內社會主要矛盾的判斷作為依據的。

這次,黨的十九大在作出現階段中國仍然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判斷之后,正式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由“物質文化需要”到“美好生活需要”,由“落后的社會生產”到“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是一個內涵豐富的轉變,關注的范圍更大,聚焦的問題也更加精準。

從以上四次關于國內社會主要矛盾的判斷及表述可以看到,對國內社會主要矛盾作出判斷,總是與一定條件下黨對于工作中心的判斷緊密相聯系的。

黨的八大對國內社會矛盾轉變作出的結論,是因為黨意識到必須轉變工作中心,從以前重點搞革命轉向重點搞經濟建設。但由于受到上世紀50年代后期黨內“左”傾思想滋長的影響,依然沿襲革命戰爭時期的思維方式和傳統習慣,錯誤地把工作中心再次拉回到階級斗爭上,這就導致了黨的八屆十中全會在給國內社會主要矛盾下結論時退回到中共八大前的觀點,堅持“以階級斗爭為綱”,沖擊和破壞了生產力的發展。

1977年召開的黨的十一大,重申了建設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強國的任務,再次正式提出“無產階級專政的基本任務之一,就是發展社會主義經濟。在堅持社會主義的方向下迅速發展生產力……是逐步提高人民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的需要”。1978年底,中央正式作出改革開放的抉擇,提出將黨的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使國內社會主要矛盾的判斷回歸到正確的軌道上來。

黨的十九大對國內社會主要矛盾轉變作出的研判,不只是因為1981年至今36年的歷史發展中情況已經發生深刻變化,更是因為當前中國已處于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階段進而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新時代,在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路統領下,在牢牢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前提下,必須形成新的聚焦點。

黨的十九大對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社會主要矛盾作出新的判斷,不是否定改革開放新時期始終堅持的對國內社會主要矛盾的判斷,而是繼續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并將生產力發展的目標更加清晰化,更精準地與人民群眾向往美好生活的要求相掛鉤。這更加凸顯了中央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時代脈搏的深刻把握,體現了我們黨進行偉大事業的價值取向,彰顯了中國共產黨人為民造福的根本政治擔當。

實際上,在黨的十九大召開前,習近平總書記在7·26重要講話中就曾指出,經過改革開放近40年的發展,我國社會生產力水平明顯提高;人民生活顯著改善,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強烈,人民群眾的需要呈現多樣化多層次多方面的特點,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穩定的工作、更滿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會保障、更高水平的醫療衛生服務、更舒適的居住條件、更優美的環境、更豐富的精神文化生活。這些對美好生活需要的具體描述,既是黨和國家描繪的中國夢藍圖,也是百余年來中國共產黨人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精準研判社會發展、矢志不渝為人民謀幸福的時代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