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兩幅唐寅的同名山水畫

傳世的唐寅偽作和存疑之作幾遍天下。在鑒定其畫作真偽時，相對于其印章而言，款署和書法是重要的參考依據之一。雖然“偽好物”并非完全毫無價值，但偽作上的題跋文字則絕不可當作真史料運用，否則就是誤人誤己、以訛傳訛的偽研究。所以，對凡是有重大爭議的古書畫作品，應該寧嚴勿寬，寧緊勿松。唯有如此，中國書畫史研究的基礎才有可能夯實，屹立千秋而不圮塌。

上海博物館藏唐寅《虛閣晚涼圖》

上海博物館和四川博物院分別藏有兩幅唐寅《虛閣晚涼圖》軸（以下簡稱上博本與川博本），兩畫雖然同名，但所畫的內容、材質、尺寸等均不相同，僅是題畫七絕詩相同而已。兩畫均非常出名，且屢經出版和展覽。鑒定界和學界大多認為，上博本是其晚年之作，川博本是其中年之作。

上博本《虛閣晚涼圖》，紙本淡設色，縱59.3厘米，橫31.6厘米。圖繪山麓臨水之處，叢樹掩映中兩間茅屋，一人安坐，一童子端茶。屋外有一木板小橋，樹后山峰用淡墨畫出輪廓，峰巔濃墨苔點。整個畫面用粗筆法，有逸筆草草之感。左上行書題云：“虛閣臨溪足晚涼，檻前千斛藕花香。蔗漿滿貯金甌冷，復有新蒸薄荷霜。唐寅畫。”鈐“唐伯虎”朱文印。圖上有七方鑒藏印：休寧朱之赤珍藏圖書、太倉陸潤之印、丹徒陳長吉字石逸印、逸廬、徐邦達珍賞印等。

詩堂左側大字題：“明唐子畏虛閣晚涼圖真跡。吳湖帆題。”下鈐：吳湖帆、梅景書屋。右側陳定山小字題：“唐子畏紙本傳世絕尠，近獨見此又為極晚筆。子畏設色多雅澹，此獨渾厚，蓋三絕也。定山。”下鈐朱文印：定山。詩堂右下角有徐邦達早年齋號印：心遠草堂。詩堂用紙似為古籍的內頁（反面）。

勞繼雄《中國古代書畫鑒定實錄》（東方出版社中心2011年版）第三冊中上博本《虛閣晚涼圖》：“真跡、精。吳湖帆題詩塘‘虛閣晚涼圖’，又題‘薄荷霜’。陸時化著錄。”楊仁愷《中國古代書畫鑒定筆記》（遼寧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二冊中的上博本《虛閣晚涼圖》：“ＯＯ。作者自題七絕一首（粗筆草草）。朱之赤物，狄平子物，徐邦達舊藏。《吳越所見書畫錄》、《中國名畫集》著錄。時間較晚，畫法不一般。”“ＯＯ”代表是真跡和佳作。

唐寅七絕題畫詩，在明萬歷刻本《唐伯虎先生集》、清嘉慶刻本《六如居士全集》等書中均未見。周道振、張月尊輯校《唐寅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中此題畫詩編入《輯補卷第四》中，依據的是上博本。勞、楊二書中，均注明上博本曾經清人陸時化《吳越所見書畫錄》著錄，此書卷三中是《唐六如草閣晚涼圖立軸》：“紙本，濃設色。高一尺六寸，闊九寸一分。”但題畫詩第一句為“草閣臨溪足晚涼”，圖上非常清晰是“虛閣臨溪足晚涼”。不知是陸氏筆誤，還是手民之誤。古書畫著錄文字，不可有一字之誤，否則有可能被懷疑是兩件不同的作品，或是偽贗者故意留下的“暗門活口”。

上博本《虛閣晚涼圖》自明末起遞藏大致如下：朱之赤→程氏（圖上有一印不辨）→陸時化（潤之）→陳長吉（逸庵）→狄學耕、狄平子→徐邦達→不詳→上海博物館，可謂流傳有序。中國書畫非常講究是否流傳清晰，是否曾經著錄，雖然流傳有序和曾經著錄并不能證明就是百分百的真跡，但它至少可以證明一件藏品的“身世清白”。而一件“橫空出世”的書畫“名跡”，往往會引起人們的疑心或警覺。另外，上博本《虛閣晚涼圖》又有吳湖帆、陳定山、徐邦達三位鑒藏大家的“保駕護航”，所以是唐寅少有爭議的真跡。我一直對傳世唐寅畫作中的那些精細繁縟、設色濃麗的作品深感存疑，而對某些所謂的“一稿多本”之作尤甚。我比較認同吳湖帆在《吳氏書畫記》中所言：“六如居士賦性放逸，所作書畫都揮灑立就，與文衡山處處經營不同。且其生性喜畫素絹，故紙本者十不得一；而紙本畫往往荒率隨筆，刻意者又絕不見也。”

川博本《虛閣晚涼圖》，絹本設色，縱171厘米，橫138厘米。圖繪臨水高樹之下草閣一間，草屋一間，草閣中有兩人對坐清談納涼，草屋門口一童子手端茶盤正走向草閣。遠處一板橋上有高士和童子二人正在前來會友。遠峰山巒如畫，山麓群樹郁郁蔥蔥，溪流潺潺流向近岸。整個畫面筆墨和設色均異常精湛，功力極深。此圖近處岸石，遠處峰巒均以石綠設色，濃淡雅潔，四株樹葉均用細筆描繪，一絲不亂。但畫面上已有幾處殘損痕跡。

左上方題云：“虛閣臨溪□晚涼，檻前千斛藕花香。蔗漿滿貯金甌冷，更有新蒸薄荷霜。吳門唐寅。”引首鈐“夢墨亭”，款下鈐“唐伯虎”“南京解元”二印。圖上無鑒藏印。題詩首句中有一字已殘不辨，此字或是“足”字。張大千《大風堂書畫錄》著錄。

勞繼雄《中國古代書畫鑒定實錄》第捌冊中按語云：“真跡、精。此為大青綠，甚精，是唐寅從早年向中年轉變時的風格。”楊仁愷《中國古代書畫鑒定筆記》第柒冊：“ＯＯ。大軸，絹，重彩。自題七絕。大千物。殘破，脫色。”勞、楊兩書均認為是真跡。川博本的筆墨確實比上博本筆墨工細精湛，但以我的拙眼來看，此圖有較明顯的周臣、仇英畫風和設色風格，尤其是石綠設色、群樹、草閣草屋等均極為神似。另外，唐寅題字書法稍顯纖弱，不似一筆寫成，疑似臨寫而成。而上博本中的書法遠較之自然流暢，一氣呵成。我個人認為：此畫是佳作，但是否是唐寅真跡，頗為存疑。

另還有一種可能，唐寅此畫是題他人之作而為應酬之物。晚明鑒藏家張丑《清河書畫舫》皺字號第十二《唐寅》中有云：“評定書畫，今人多以款識為據，不知魏晉字跡，唐宋畫本，有款者十無一二。間有出后人蛇足者，在慧眼自不難辨。有如近年啟南（即沈周）、子畏（即唐寅）二公，往往手題他人畫筆為應酬之具，倘非刻意玩索，徒知款識，雅士亦為其所眩矣。”所以，退一步而言，如果川博本《虛閣晚涼圖》上的唐寅題跋確是真跡，此圖或是“題他人畫筆為應酬之具”。

傳世的唐寅書畫真偽鑒定極難，在明代書畫家中唐寅偽贗和托名之作，數量不少于文徵明、董其昌兩家，而且有些偽贗之作比真跡還要“好”，肉眼幾乎無法辨別真偽，故一般的藏家都不敢輕易去碰。鑒定唐寅畫作，當先看畫上的書法優劣和真偽，而不可先看畫，否則十之八九誤鑒走眼。所以一定要非常熟悉唐寅各個時期的書風和特點，但最大難度就在于某些“窮款”或僅鈐有印章之作。唐寅的印章對鑒定其作品真偽幾乎起不到輔助作用，他的一枚印章往往有多枚復刻，而且少有公認的“標準件”，故真偽難辨。

唐寅一生書法明顯受歐陽詢、李邕、顏真卿、米芾、趙孟頫、文徵明諸家及懷仁《集王圣教序》等的影響，轉益多師，其早、中、晚書風也不盡相同。今人大都熟悉他的中年時期的作品，筆筆交代清晰，各字間既獨立又有互動，圓勁散逸。蘇州博物館藏《行書七律詩》軸（首句“龍頭獨對五千文”）應是其中年左右的“標準件”。晚年書風更趨精熟，結字又趨方而偏長，上海博物館藏《行書七律二十一首》卷（嘉靖二年），可能是其絕筆之作，也是晚年代表作之一，雖看似不經意的隨手之作，實有傳世之響。如果要研究和熟悉唐寅的書法，最理想的途徑就是臨寫他各個時期的“標準件”和代表作，此或許是事半功倍之舉。明代學者王廷相嘗云：“潛心積慮以求精微，隨事體察以驗會通。”一切學問、藝事皆當如是。

應該將唐寅早、中、晚各個時期的款署進行一次編年梳理。但唐寅的書畫中以無署年者居多，這或許是難度之所在。對唐寅的款署或書法研究，在鑒定其繪畫作品的真偽時究竟起到多大的參考價值？歷來頗有爭議。江兆申在《關于唐寅的研究》（臺北故宮博物院1977年版）一書中曾說過：“今天的鑒古家中，有不少人認為畫上的款字無關緊要，對畫的真偽，應當直接從畫上去求。也有不少人重視款字的參考價值，但往往將畫家的款字，看成銀行印鑒上的簽名，要求其完全一致。因此像唐寅這種隨時在變動的字體，遭遇銀行退票的機會自然也很多了。”但根據書法和款署可鑒，重慶三峽博物館所藏唐寅款《仿韓熙載夜宴圖》卷，當是后人托名之作。它的上限最多也就到晚明時期。

傳世的唐寅偽作和存疑之作幾遍天下。在鑒定其畫作真偽時，相對于其印章而言，款署和書法是重要的參考依據之一。雖然“偽好物”并非完全毫無價值，但偽作上的題跋文字則絕不可當作真史料運用，否則就是誤人誤己、以訛傳訛的偽研究。所以，對凡是有重大爭議的古書畫作品，應該寧嚴勿寬，寧緊勿松。唯有如此，中國書畫史研究的基礎才有可能夯實，屹立千秋而不圮塌。

（作者：萬君超 為書畫鑒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