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二十年前甚至十五年前,經濟全球化的主要推手是美國等西方國家,今天反而是我們被認為是世界上推動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的最大旗手,積極主動同西方國家形形色色的保護主義作斗爭。這說明,只要主動順應世界發展潮流,不但能發展壯大自己,而且可以引領世界發展潮流。如何理解這一論斷?這需要我們從兩個層面來認識。

一方面,中國推動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乃大勢所趨。這已經為不少有關研究成果所驗證。比如,國內學者根據國外數據庫收集的1827年至2014年國家間1900萬條易相關數據,運用網絡分析方法,得出了兩個重要結論:一個是反映各國貿易地位均等程度的網絡集中度指標,由1947年的0.7244降低到2012年的0.2944,這反映了長期存在的中心——外圍的貿易格局發生了明顯弱化,各國貿易地位的均等化程度在提高,這是新技術變革所引致的。另一個是反映全球化水平的網絡密度指標,在1842年至1947年的100多年間,始終低于0.1,表明貿易全球化程度低。而1947年至2002年的50多年期間,該指標由0.0429上升到2002年的0.5011,增長了10余倍,可見貿易全球化水平在迅速提高。但是在2002年至2012年的十年期間,該指標只由0.5011提高到0.5209。這與這一階段西方國家形形色色的保護主義有著很大關聯。可見,此時中國在世界上積極推動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與其他國家共同致力于重振全球經濟,正是主動順應了世界發展潮流和各國加快發展的愿望。

另一方面,中國之所以可以引領世界發展潮流,還因為世界上推動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的最大旗手提出了一系列“黑板經濟學”所沒有的新理念。

從國際分工的角度看:現有的經濟理論都是注重于國家之間的要素稟賦差異,因此各類經濟學教科書無論是依據斯密的絕對優勢理論,還是依據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關注的是產業之間的分工、產業內部的分工以及產品內部的分工。但是我們提出的“一帶一路”建設則是推動沿線國家實現發展戰略相互對接。由此可以看出,國際分工的理論已由“要素稟賦差異”升華為實踐上的發展戰略對接。

從國際競合的角度看:長期以來,從古典經濟學的重商主義伊始,在國際經濟學界長期流行的是零和競賽理論(即你贏就是我輸)。后來20世紀60年代開始勉強又提出了正和競賽理論(即雙贏),但其主要功能是引導發展中國家引進外資。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統籌發展安全兩件大事,及時提出構建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系的重要思想。其中有三點值得關注:一是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則;二是構建開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區域合作框架;三是創新政策溝通、道路聯通、貿易暢通、貨幣流通、民心相通的合作共贏的路徑。這與之前的零和競賽理論、正和競賽理論有著很大不同。

從全球治理角度看:戰后的全球治理所依賴的三大國際經濟組織,包括關貿總協定及世貿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所注重的是貿易投資、配置資金、調節匯率,旨在推進自由化。習近平總書記曾指出:“讓和平的薪火代代相傳,讓發展的動力源源不斷,讓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輝,是各國人民的期待,也是我們這一代政治家應有的擔當。中國方案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實現共贏共享。”黨的十八大以來,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不斷發展完善,逐漸成為經濟全球化時代中國向世界提供的核心理念。《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中就提出,打造政治互信、經濟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和責任共同體。我理解,利益共同體強調共享機遇、共享利益;責任共同體強調共迎挑戰、風險共擔;命運共同體強調理念相同、共創繁榮。正因為如此,今天我們的“一帶一路”建設不僅僅是貨物交易之路,更是綠色之路、健康之路、智力之路、和平之路。如何實現這一目標?路徑即:不僅要著眼于項目,更要依賴成體系的項目群、產業鏈、經濟區,并要求我們在貿易、投資、技術、標準等制度建設上推進我國同沿線各國形成利益共享、風險共擔、理念相同的共同體。

總之,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全球化的戰略思維,值得我們認真研究和學習,從而努力為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作出貢獻。(本文來源:經濟日報 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原副所長王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