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月1日,營改增率先在上海的交通運輸業和部分現代服務業啟動試點。此后,試點逐步“擴圍”,并于2016年5月1日全面推開,實現了增值稅對營業稅的全面替代。

5年多來,特別是試點全面推開一年來,營改增平穩有序推進,發揮出巨大成效,既直接為企業減稅降負,又促進了經濟發展新動能加快成長,為我國全面深化改革、經濟轉型升級寫下濃重的一筆。

增值稅改革的“中國樣本”

營業稅與增值稅是我國稅收收入中比重較高的兩大稅種,營改增試點啟動以前,營業稅和增值稅兩稅合計占稅收收入比重約為42%。為進一步深化改革,解決增值稅和營業稅并存導致的重復征稅問題,國務院決定開展營改增試點,逐步將征收營業稅的行業改為征收增值稅。

增值稅的設計理念具有明顯的優勢,以增值額為稅基,其鏈條抵扣機制避免了重復征稅,有利于社會分工協作,不會對經濟行為產生扭曲。“正因為如此,增值稅除了籌集財政收入外,還有一些其他流轉稅不具備的獨特功能,就我國當前情況而言,尤其是對培育經濟發展新動能具有重要作用。”財政部部長肖捷表示。

營改增經歷不斷深化的過程,在區域和行業逐步擴圍:2012年1月1日起,率先在上海實施交通運輸業和部分現代服務業營改增試點;2012年9月1日至2012年12月1日,試點由上海市分4批次擴大至北京、江蘇等8省市;2013年8月1日起,試點推向全國,同時將廣播影視服務納入試點范圍;2014年1月1日起,鐵路運輸業和郵政業在全國范圍實施營改增試點;2014年6月1日起,電信業在全國范圍實施營改增試點;2016年5月1日起,營改增全面推開,試點范圍擴大到建筑業、房地產業、金融業和生活服務業4大行業,增值稅實現全覆蓋,營業稅退出歷史舞臺。

“營改增試點開展5年多以來,由不為人知到深入人心,取得了完善稅制、企業減負、經濟轉型、體制優化和促進管理等方面的積極成效,成為全面深化改革中的突出亮點。”上海財經大學教授胡怡建說。

營改增改革成效廣獲中外好評,為世界進一步推動增值稅改革提供了“中國樣本”。“中國增值稅制度的不斷改革,持續推動了中國經濟社會的一步步發展,是打造增長友好型稅收體系、大力助推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大實踐。”國家稅務總局局長王軍在經合組織(OECD)第四屆增值稅全球論壇上表示。

積極財政政策的重要舉措

近年來,面對經濟新常態,我國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并且創新宏觀調控方式,突破提高赤字和擴大投資這兩個傳統政策工具,通過減稅降費進行“放水養魚”,有效激發市場活力。

實施營改增消除了營業稅的重復征稅,形成了完整的稅收抵扣鏈,最為直接的影響和效果是企業稅負減輕。這是財稅領域打出“降成本”組合拳的重要一招,也是積極財政政策的重要舉措。

胡怡建分析,減稅主要來自于3方面:試點企業直接減稅、部分跨境服務出口由征稅改為退免稅、下游企業新增抵扣減稅。

“營改增不但對試點服務企業減稅,同時,試點服務企業的下游企業由于取得增值稅發票抵扣也獲得減稅,從而形成試點企業和下游企業雙向減稅效應。”胡怡建說。

營改增試點雖然改在服務業,充分顯現出外溢效應,制造業等原增值稅行業在本身適用政策不變的情況下,享受了凈減稅的改革紅利。據統計,全面推開營改增試點一年時間,制造業等原增值稅行業累計減稅2412億元,有效減輕制造業負擔、增強實體經濟發展后勁。

據統計,2016年5月至2017年4月,也就是全面推開營改增試點一年來,累計減稅6993億元,98.7%的試點納稅人實現稅負降低或持平,所有行業稅負只減不增的預期目標已經實現。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頭戲

營改增試點是用政府收入的“減法”,換取企業效益的“加法”,和市場活力的“乘法”,成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頭戲。

“由于營改增的抵扣機制,消除了企業服務外包和主輔分離稅收障礙,通過生產企業內部服務部門獨立分離,以及服務業務外包,使部分制造企業內部服務轉為外部服務,來擴大服務規模。”胡怡建說。

在這種機制的作用下,一些研發、設計、營銷等內部服務環節從企業主業剝離出來后,更加專注于提供某類型服務,催生了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新商業模式,為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和推動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拓展更為廣闊的空間。

營改增后,技術研發的中間投入,均能納入增值稅抵扣范圍,有利于增強企業創新的內生動力。據統計,2016年高技術制造業增加值同比增長10.8%,比規模以上工業快4.8個百分點。同時,營改增減稅激發了市場主體創業熱情。

營改增還是“放管服”改革的重要內容。增值稅全面代替營業稅,簡化了稅制,降低了制度性交易成本和稅收遵從成本。同時,通過消除增值稅營業稅并存對企業經營的扭曲,進一步理清了政府與市場關系,使稅制更加中性。

“營改增實施以來取得突出成效,實現預期目標。同時,全面實施營改增是一項系統性改革,下一步還需要在立法、管理等方面深化推進。”胡怡建說。(經濟日報·中國經濟網記者 曾金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