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兩起關于“民告官”案件引起社會關注。一則為廣東一男子狀告其原雇主——當地一家事業單位涉嫌艾滋病歧視獲勝訴，這是我國第一起用人單位以勞動者感染艾滋病病毒為由侵犯勞動者權益而敗訴的案件。另一則是村民狀告政府行政不作為，廣東開平市長出庭應訴，據媒體報道，這是該市所在的江門地區首例縣級市長出庭應訴的行政案件。

針對群眾反映強烈的行政訴訟“立案難、審理難、執行難”等突出問題，2014年，作為“民告官”法律依據的行政訴訟法迎來首次大修，并于2015年5月1日起實施。新行政訴訟法實施一年多來成效如何？筆者認為，以上兩起案件，是一個不錯的觀察切口。

“民告官不見官”“民告官難見官”曾是司法癥結，但現在，從受教育平等權到就業平等權、從乙肝歧視到艾滋病歧視，通過不斷的反歧視抗爭，公民在維護自身合法權益、實現權利平等方面所做的努力推動著國家法治的進步。上述兩則報道，是全面依法治國背景下法治建設和司法公正的時代縮影，體現了行政權對司法權的敬畏，對公民權利的尊重。

新行政訴訟法用案件登記制取代了過去的案件受理制，立案門檻降低帶來了行政訴訟案件的大幅度增加，基本上解決了“立案難”的問題。法律規定，被訴行政機關負責人應當出庭應訴，不能出庭的，應當委托行政機關相應的工作人員出庭，使得行政機關負責人出庭應訴數量明顯增長。

當然，也必須清醒地看到，案件數量的增多并不意味著原告勝訴率和被告敗訴率的必然提高。據報道，行政訴訟法修改前，被告敗訴率在10%以下，有一些省份甚至只有2%，大大低于10年前30%左右的被告敗訴率。而且行政訴訟案件的上訴率和申請再審率也是最高的，全國一審民事案件上訴率為20%左右，而同期行政案件上訴率接近80%，個別省份高達90%以上。全國法院行政案件申訴率為8.5%，分別是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申訴率的6倍和6.3倍。同時，在行政機關負責人出庭應訴上，也仍然存在著冷熱不均的情況，在整體案件中比例仍然偏低。

“民告官”是一個國家法治環境和司法公正的體現。民敢不敢告官，政府是不是充分尊重司法，審判權能不能獨立公正地行使，折射的是國家治理是否能夠真正實現從人治到法治的轉變。法治建設不可能一蹴而就，我們應當做好長期奮斗的準備，通過法治政府建設的不懈努力，不斷提高政府的法治思維能力和依法行政水平，踐行執政為民宗旨；通過司法改革進一步強化司法在國家法治保障體系中的作用，化解矛盾，維護穩定，保障民眾合法權益。唯有充分發揮行政機關負責人出庭應訴制度的積極作用，“民告官能見官”才能成為常態；也唯有“民告官”能夠糾正行政違法，才能讓民眾看到勝訴的希望，使人民群眾在每一個行政訴訟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