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稅區難題

面對改革稅制所需要的漫長、復雜博弈，近年來北京、上海、廈門等地文化藝術品保稅區的建設，便是在現有稅收體制下的試點和嘗試。

“所謂保稅區就是一個境內關外的概念，相當于為解決一些文物在流轉過程中的稅費問題提供一個途徑。”海外回流文物口岸交易市場建設的負責人之一，北京歌華文化發展集團副總經理陳工對《瞭望東方周刊》說。

回流的藝術品和文物入境后可以不通過海關直接進入保稅區內的倉庫。只要在保稅區內，無論是展覽還是交易都不用交稅。

“與其他藝術品相比，海外回流文物有特殊的社會歷史意義，而且京津地區本身就是文物藝術品回流很集中的一個地區。此次在天竺保稅區建立回流文物口岸，是國家從整體考慮的一個布局?！标惞ふf，“我們希望為海外文物的回流搭建一個正規有序的平臺，也為國內的公立博物館征集藏品提供更多渠道。”

據她介紹，目前保稅區內1000平米的儲存、展示、交流空間目前已經完成，配套的文物保護中心也引進了世界先進的檢測設備。

“國家文物局和意大利政府達成了協議，由意大利政府提供一筆將近2000萬歐元的低息貸款用于購買先進的文物保護鑒定設備，意大利作為文明古國也提供了許多智力上的支持?！标惞ふf。

但她也表示，平臺的搭建不代表市場的建設，要真正促成海外文物的回流，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

“每年有大量的海外中國文物由蘇富比(微博)、佳士得等外資拍賣企業在海外拍賣?！标惞ふf，由于國內的政策限制，這些外資企業不能在中國境內從事與文物相關的經營交易。

“我們希望能引入更多市場經營主體，讓國際文物交易的現場離我們更近。比如，在海關監管區或保稅區內，引入外資拍賣企業進行帶有示范性的、嘗試性的經營?！标惞そ忉?。

《文物保護法》第55條第3款規定：“禁止設立中外合資、中外合作和外商獨資的文物商店或者經營文物拍賣的拍賣企業。”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逐漸發展成為全球規模第二大的藝術品交易市場，外資拍賣行緊盯內地市場。如佳士得拍賣行、蘇富比拍賣行早在1994年就于上海設立了代表處。

2012年9月，蘇富比拍賣行進入北京天竺保稅區，可以舉行拍賣會但不能涉及文物。

到2013年8月，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四次會議表決通過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授權國務院在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暫時調整有關法律規定的行政審批的決定。之前公布的“決定草案”中“在上海自貿區內，允許符合條件的外商獨資或中外合資、中外合作拍賣企業在試驗區內從事文物拍賣業務”的內容，并沒有最后出現在決定中。

陳工說，盡管作出了一些努力，但目前海外回流文物口岸在市場經營主體上還缺乏突破。

政策突破愿景

此外，海外回流文物口岸交易市場仍需要與其他文物回流渠道“競爭”。

現在通過集裝箱運輸報關進入國內的文物很少，大部分文物都是以自用物品的名義被個人攜帶入境。

“但從法律角度講，任何價值超過5000元的物品都是沒有免稅額度的，而且將文物報為自用物品也屬于瞞報行為，十分不利于國家對于入境文物的監管?！标惞ふf，“說到底文物的回流是個市場行為，捷徑的存在使得正規合法的渠道顯得費時費力?！?/p>

“在過去20年中，拍賣公司在有意無意中作出了很多貢獻，現在很多博物館中的鎮館之寶都是通過拍賣回流的?！睔W樹英說，目前廣受關注的故宮《石渠寶笈》特展中就有不少通過拍賣回流的重量級文物。

比如，元代張達善跋《出師頌》，1997年被中國嘉德拍賣公司的專家發現并最終回歸故宮。

但稅收帶來的經營難題已使很多拍賣公司放棄了這方面的業務。

為了促進首個海外回流文物口岸交易市場的建立，2015年9月的“北京國際設計周”展出了古代設計類的回流文物，在11月底國內還將舉辦首個中國海外回流文物博覽會，以交易會的形式啟動回流文物口岸交易市場。

趙榆曾任職國家文物局文物處，以及出任國家文物局中國文物商店總店負責人、文化部機關黨委黨辦主任、文化部中國畫院副院長等職務，參與過相關法規的制訂。

他告訴《瞭望東方周刊》，其實在此前確定文物進口稅制時，文物部門和相關部門“沒有進行充分溝通。這導致稅制的實際制訂者并沒有充分考慮回流文物的問題”。

“從文物部門的角度我們是希望更多的文物回歸?！壁w榆說。

而在歐樹英看來，海外回流文物口岸交易市場的建立只是一個局部嘗試，“加快海外文物的回流必須突破保稅區，促成政策與環境的調整?！?/p>

“對文物和藝術品的管理主要取決于國家對此類物品的認識。”歐樹英說，過去文物藝術品被當作奢侈品，是少數人才能享受的東西，對富人課以高稅是理所當然的事。但中共十八大召開之后，“國家一直強調文化的大發展、大繁榮，這就意味著文化要有大輸出和大引進的氣概”。